从香港到温哥华，从首尔到纽约，作家查尔斯·蒙哥马利发现，一座城市的年轻感与幸福感，最关键的是自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查尔斯·蒙哥马利

什么样的城市，看起来更有年轻感？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应该让人们更加亲近，更加快乐。现代都市的人口是高密度聚居的，一栋住宅楼可能住下几百人，人与人的物理距离非常近，但住户之间可能几乎不来往。放大到整个城市，不尽完善的道路设施、过于宽阔的街道、高大上的豪华商城、缺少绿色的CBD，都很难让人们的脚步慢下来，开始一场并不着急的交谈或漫步。

加拿大作家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长期关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他创建了一个名为“幸福都市”（Happy City）的城市研究项目，尝试从中找到一个城市的快乐密码。

他有一个发现：如果整个城市是为孩子们设计的，那便是最理想的幸福之城。想象一下：

“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大道走着，街上确实满是孩子，还有西装笔挺的商人，穿着短裙的年轻女士，小贩或是系着围裙、推着冰激凌三轮车，或是从小推车的烤炉里拿出玉米饼叫卖。……我松开车把，双臂举在空中，迎接凉爽的微风。我记起了童年时的乡村道路、放学后的散步、悠闲的骑行和那种纯粹的自由。”

他在《幸福的都市栖居：设计与邻人，让生活更快乐》一书中提到，要让城市变得更加年轻而有活力，对儿童及所有居民更友好，最有效的办法是为城市添加绿色。这是他在香港、温哥华、首尔、纽约等城市获得的经验。

以下是他在书中的分享。

城市居民也有一睹山脉的权利

加拿大温哥华花了30年时间让人们适应新密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已持续半个世纪的退居郊区潮。这场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市民抗议把市中心包在高速公路“缎带”之间的规划，从而使温哥华成为北美唯一一座全无高速路贯穿核心区的大城市。

此后，温哥华也一直强硬地拒绝为汽车创造更多道路空间。最重要的是，周围的海洋、陡峭山脉及农耕保留地保护了这座城市，抑制了郊区发展，再加上稳定的移民流入，推动了市中心的建设热潮，并且在其他北美城市持续空心化的几十年里依旧保持了这一势头。

温哥华市中心是一个半岛，约有20个街区那么长，两面临海，覆盖着斯坦利公园的壮丽雨林。温哥华市中心经历了飞速的“脱胎换骨”。自20世纪80年代末，超过150栋高层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此前的六七十年代已经建造了百余栋。1991—2005年间，城市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在美国人争先恐后地奔向郊区边陲的时候，温哥华人则涌回市中心，熬夜排队等着房屋预售，甚至在公寓大厦还没浇筑地基的时候就抢着支付数百万加元。

这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温哥华越拥挤，反倒有更多的人想住进来，温哥华在世界最宜居地点调查中的排名也越靠前。在美世咨询、《福布斯》杂志和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各种生活质量榜单中，温哥华也是名列榜首或前几位。过去15年里，许多公寓套房价格翻了一番，即使经历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价格依旧坚挺。不仅如此，温哥华还是北美人均碳足迹最低的大城市，取得这一成就，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住得更近，因而降低了交通和采暖所需的能源。

温哥华的垂直城市探索既与众不同，也颇令人向往，部分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居民对亲生命性的需要。新的市中心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本地人对景色的执着而展开的。尽管冬夜漫漫，温哥华人也几乎都不想去南方，因为那边经常下雨，太阳只会偶尔探头。他们本能地把目光转向了西北的山脉、雨林和海洋，换句话说，就是大自然粗犷的复杂性。

任何可能阻挡人们欣赏北岸山色的建设项目都会遭遇强烈的民愤。有鉴于此，城市规划者颁布了城市天际线的相关细则，在市中心创造出一条条“景观走廊”，让人们在山南的多个位置都可以便利地尽赏山景。实际上，规划者还迫使一些建筑公司改变了大厦的朝向，以保证人的视线不被遮挡。

住在高级公寓大厦里的人希望透过窗户即可欣赏自然风光的全景，而公众也有一睹山脉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张力促成了本地建筑标准的确立，也像曼哈顿那样，对建筑体积和采光的考虑塑造了一批又一批摩天大楼的形制。在楼宇越建越高的情况下，1916年纽约通过了区划决议，强制开发商缩减建筑体积，从而形成了曼哈顿标志性的阶梯状高楼，多少为街道保留了一点自然采光。

温哥华的垂直设计改造不是借鉴自纽约，而是来自香港。20世纪80年代，许多香港人来此定居。那时的香港土地稀缺，人口爆炸，建筑商们为容纳人口，采用了一种可以叫作“极限堆叠”的方法，常常是多层楼的商店和服务机构先组成庞大的裙房，在此之上再建五六栋甚至更多的高层住宅楼。进入此类复合建筑体，有时即便到了30层也可能完全看不到周围的山色。

这种模式在重视景色的温哥华必须调整。城市规划师把裙房高度减至三四层，也收窄了其上的高楼，并保证楼间距至少有80英尺，所以最终，天际线处仿佛是一群又高又薄的玻璃碎片，彼此间留有广大空间。于是，每位高楼住户都能欣赏到自然景色，街上的人也总能看到一点儿。在底部裙房，连排住宅或商业空间一字排开，因此街道依然安全且富有生气，琳琅满目的商店和服务机构让生活变得和在纽约一样方便。

这种设计模式大受欢迎，也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它因此催生了一个新名词：温哥华主义。圣地亚哥、达拉斯、迪拜等多座城市都有它的身影。但追随温哥华主义的各个城市似乎从未充分把握其精髓。也许是因为这些城市没有温哥华这般如画的自然风景，也许是因为没有几座城市能做到温哥华的程度，把高密度的好处极力返还公众。

“每天都要自然，这很关键”

人们对自然可能带来的好处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城市里的绿色空间不应被视作可选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环境心理学家弗朗西丝·郭（Frances Ming Kuo）强调，人类若想健康栖居，自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都要自然，这很关键。如果不能看见、不能触碰自然，你就无法享受自然的好处。邻近自然很重要，就算是零星的绿色都会颇有助益。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都将自然融入城市系统的建设，融入我们的生活。诚然，城市需要能让人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大型热点公园，但也需要家家户户附近皆有步力可及的中型公园和社区花园，以及迷你公园、绿化带、盆栽和绿植墙等等。吉尔·佩尼亚洛萨就曾指出，城市需要小中大号超大号等各种尺寸的绿色。否则，人类的生态系统就不完整。

如果城市和市民能改变关注的重心，那么即使在房地产高溢价的地方，亲生命性方针也能贯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当时韩国首尔的市长是敢作敢为的李明博，他下令把市中心的高架主路拆除了5英里，让其下历史悠久的清溪川重见了天日。挣脱了混凝土建筑的阴影后，现在的清溪川如一条玉带，流经草甸、苇荡、别致的角落和小小的沼泽，流域面积1000英亩。夏天开放的时候会有700万人来到这里，人们散步，躺在草地上，或在溪流的浅窝涤荡双足。

我曾在201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到访清溪川。我离开熙熙攘攘的小商品市场一路向下来到河边，发现这里装饰着数百盏精美的灯笼，俨然一片夜色剧场。想要徜徉这片灯火谷地的人好多，市政府只得聘请一些年轻人拿着发光指挥棒疏导人群。

多年未见的各类鸟、鱼、昆虫也出现了。“以前你只能听到街上车流轰鸣，但现在你能听到潺潺水声！”一位已经退休的司机激动地说道。城市推出了新的快速公交服务，曾经填塞主路的车流消失了，城市焕发出了亲近自然的新生。

要提升亲生命性，运营不佳或未投入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不错的着手之处，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即是例证。这座线型公园位于曼哈顿西区，由废弃的高架铁路线改造而成，开始的几段，蜿蜒如荒野小径，长度超过19个街区，引导游客与他人，也与自然生态密切接触。

沿公园而行，游客不仅可以凌空一瞥附近的办公室和私人客厅，还可以走下观景台来到街上，而夜间的车流，在公园灯火的映照下宛若星河。而游客身边左近，则是数百种植物，有野樱莓、柳树、悬钩子、秋酸沼草，等等，其中大部分在铁路平台改造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息。应邀来亲近自然，总会收获出其不意之感，其乐无穷。一个温暖的日子，我和一群陌生人一起，脱了鞋，在一处才没脚背的浅水塘里踩起水来。

自从高线公园开放以来，每座城市的规划专家就都疾呼建设自己的高线公园，但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机会也是如此。比如洛杉矶市，就正在将市内32英里长的洛杉矶河——这条由混凝土衬砌的孤寂河道——改造为由公园和小径组成的“翡翠项链”。

城市可以留给自然的空间比我们想的要多。以伦敦的帕丁顿购物中心为例，这是一处高档的多用途区域，夹在帕丁顿火车站的铁轨和西路高架（Westway）之间。在我和我的团队向此片地产的业主英国地产公司（British Land）分享了自然对精神健康有益的证据后，他们很快将帕丁顿中心作为幸福改造的实验场。面积有限，所以他们把狭窄的王国街留给汽车的空间进一步缩减，以建设“林地步道”及香草园，并把水泥墙改造成垂直的生物丛林。这些变化对这里的商业大有裨益。研究表明，员工接近大自然，不仅会变得更加冷静、健康，效率也会更高。

和干预环境系统相比，在任何层面上，增加绿色皆能事半功倍。植物和水就是城市的空调（在首尔酷热的夏季，新生的清溪川沿岸比周边地区低3.6摄氏度）。植被能清除空气中的有毒微粒并制造氧气，捕捉碳并予以储存。城市也可以通过建设生态湿地（或半天然的路缘集水区）来管理地表径流，借此创造微观野生环境，在降低生态足迹的同时让城市放松紧张的神经。

现在我们知道，城市里的自然景观会令我们更加健康快乐。我们知道，自然让我们更加善良友爱。我们知道，自然能帮我们与他人、与自身生活环境建起重要纽带。我们若能在城市中添进自然的多样性、复杂性，特别是直接感受、触碰和体验大自然的机会，便可取得亲生命性挑战的胜利。达成这一点也不难：必须让生物密度成为建筑密度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