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喜欢被提醒年龄，但强行提醒我真切地进入了四十岁的，是京都市保健所。生日刚过两个月，信箱里静静躺着工作人员寄来的明信片，险些把它当成广告扔进垃圾箱里，突然留意到背面写着这样的话：“在日本，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会罹患癌症。请务必定期接受癌症筛查。”才反应过来，这是那张传说中的提醒居民进行癌症专项检查的通知单。

保健所寄来的癌症筛查通知明信片

撕开来看，内里还写着这样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罹患癌症。

然而，如今许多癌症通过筛查可在早期被发现，并在早期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其治愈率已超过90%。

因此，关键在于在尚无症状的早期阶段发现癌症并及时治疗。

早期治疗可以降低因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

请养成定期接受胃癌、大肠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筛查的习惯。

因此，尽管没有人喜欢被提醒年龄，但进入四十岁，天上偶然会掉下馅饼。比如说，政府开始操心你的健康，并且会想办法替你省钱——收到这张明信片，意味着，我将可以享受胃癌、大肠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5个项目的筛查优惠。具体如下：

每年一次，原本2000日元的肺癌筛查，变成免费。

每年一次，原本2000日元的肠癌筛查，变成300日元。

每两年一次，原本9000日元的乳腺癌筛查，变成1300日元。

每两年一次，原本8000日元的宫颈癌筛查，变成1000日元（注：这项优惠自女性年满20岁起便可享受）。

另外，仅限于40岁这一年，可以享受一次胃癌风险分层筛查，原本5000日元，变成500日元。

保健所寄来的癌症筛查通知明信片

我在心中默默计算着明信片上列出的数字。也就是说：共计26000日元的健康检查费，现在只需要3100日元。仅仅只是因为我到了四十岁。明信片背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原来是可以在线申请前四个项目的套餐检查，预约日期一直开放到了明年三月。

我顺手预约了检查，又对日本政府补助居民癌症筛查的政策感到好奇，于是查阅了厚生劳动省的网站，才发现京都市的这份通知单写得还是太含蓄了。

“在日本，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会罹患癌症。”厚生劳动省的网站的醒目位置也写着这句话，但接着还有更加醒目的后半句：“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因癌症去世。”

这就可以理解日本政府为什么如此操心了。自1981年开始，癌症就成为了日本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在这样的癌症大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降低其导致的死亡数据。因此，在日本，人们主要的检查健康也被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场、学校或地方政府等机构每年进行一次的“健康体检”，主要是检查全身健康的基本状况；另一种则是针对特定部位的“癌症筛查”，一般会由居住的市区町村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筛查通知。

几乎在日本所有的市区町村，癌症筛查的费用大部分由公共资金负担，居民只需负担一部分费用，可以以远低于实际成本的费用接受检查。这一制度是依据2003年实施的《健康增进法》而设立的。自2007年起，日本又另外施行了《癌症对策基本法》，并在同年由国家制定了旨在推动癌症对策的综合性、系统性方针——《癌症对策推进基本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目标：五种癌症筛查的受检率要超过60%。

为了促使民众真正接受癌症筛查，日本政府可以说是绞尽脑汁，终于研发出一套“呼叫+追踪”的体制。如今，各地地方自治体几乎普遍采用这一方法：所谓“呼叫”，是指首次接受筛查的劝导；“追踪”，则是指针对未响应者的再次受检劝导。

在这一行动模拟模型中，第一次收到筛查通知的人，通常会开始考虑是否接受检查，但往往因为“太忙”或“觉得不检查也无妨”等理由，忽视或遗忘了检查。要促使人们在规定期限内预约并接受筛查，就需要一个契机，“追踪”措施正是为提供这一契机而设立——通过明信片，必要时甚至电话或上门拜访的方式进行二次通知。简直是像催债一样催着人们去进行健康检查。

由各市区町村自主实施的癌症筛查，优惠力度自然因地而异。我所居住的京都市，可以说是优惠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究其背后的原因，原来是京都市民的癌症筛查受诊率远低于国家设定的目标值，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排在第38位。

根据最近一次《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22年）公布的受诊率比较数据，京都市40岁至69岁人群中，肺癌、大肠癌和子宫癌的筛查率均未达到40%，乳腺癌筛查率也仅为41.6%，即便是数据最高的胃癌筛查率，也只达到42.3%。

这些数字让京都市政府感到着急，终于决定加大推进力度。原来，我预约的“癌症套餐筛查”，也是始于今年的新做法，目的就是试图通过“一条龙服务”的方式，让40岁以上市民能够一次完成多项癌症筛查。而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在线申请的快捷方式，同样是从今年才开始的。也算是高龄化社会的一种革新了吧。

我留意到明信片上的落款，来自京都市保健所下属的一个部门，名为“健康长寿企划课”。政府内部竟然还有这样的组织！不查不知道，京都府竟然还有个计划，称为“京都健康长寿日本第一计划”。

所谓“健康长寿”，其衡量指标是“健康寿命”这一概念。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提出的新概念，“健康寿命”不同于“平均寿命”，它是一种不仅仅关注寿命长短，而是重视在健康状态下能够独立生活多长时间的观念。换言之，“健康寿命”是指无需他人照护、可以健康且自立地生活的时间段。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目前日本男性的平均健康寿命为72.57岁，女性为75.45岁。这个数字是在平均寿命中扣除需要护理或支援的时期后计算得出的。（注：日本最新的平均寿命为男性81.09岁，女性87.14岁）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推移（图｜维基百科）

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男女，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都存在着大约10年的差距。同时，虽然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但需要接受护理的年限也在拉长。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为高龄者的长期照护买一笔巨额的单，这才是急切想要“延长国民健康寿命”的原因。

这里想要再次提起《健康增进法》。这部法律于22年前实施时，便已明确提出肩负着“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与提升生活质量（QOL：Quality of Life）”的责任。此后二十余年间，它对日本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例子是，如今日本社会普遍实行的室内全面禁烟政策，正是源自该法律的规定。

《健康增进法》显然是高龄化社会愈演愈烈的一个结果。而在它实施的3年前，刚刚进入21世纪时，日本厚生劳动省就已开始推进一项“面向21世纪的国民健康促进运动”。这就是今天日本人习惯说的：“健康日本21”。

这项运动同样围绕“健康寿命”这一关键词展开。在其诞生的理由里，这样写道：“为了进一步延长健康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建设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老龄社会，不仅需要早期发现和治疗疾病，更需通过改善生活方式等手段，积极推进健康促进工作。重视预防疾病的‘一级预防’对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2024年起，“健康日本21”开始了第三次运动。周期为12年，计划实施至2035年度为止。为了实现“健康寿命增长超过平均寿命增长”的目标，其细则设定了超过50项具体目标。我在其中当然也找到了和癌症相关的任务目标。包括三项：降低癌症的年龄调整发病率、减少癌症的年龄调整死亡率，并且同样指出癌症筛查的受诊率要提升至60%。

癌症相关的项目，这是延长健康寿命的基础选项。还有一些项目，简直让人感叹政府操心实在是操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例如：蔬菜摄取量的日均值提高到350克；食盐摄取量减少到日均7克以下；水果摄取量的日均值提升至200克；每日步行步数的平均值达到7100步；饮酒方面，计划将每日纯酒精摄取量超过男性40克、女性20克的人群比例降低至10%；吸烟方面，则要将20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降至12%。在口腔健康领域，目标包括将40岁以上人群中患有牙周炎者的比例降至40%，过去一年内接受过牙科检查的人群比例提高至95%；50岁以上人群中具备良好咀嚼能力的比例提升至80%。此外，糖尿病对策也是重点，要将患者人数减少到在1350万人以下……

对健康的关注层面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上述这些具体指标，无论是数值大小增减，其实在过去的两次“健康日本21”运动中也都有涉及。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第三次“健康日本21”新增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项目：女性健康。这是该计划的一项新尝试，而其中设定的目标竟然是——“减少年轻女性中过瘦人数”。具体说来，是要将BMI低于18.5的20岁至30岁女性所占比例减少到15%以下。

这是一个十分能反映社会现状的项目。年轻女性过瘦，是近年来在日本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的健康问题之一。根据2023年发布的《国民健康・营养调查》，BMI低于18.5、被定义为“过瘦”状态的女性中，30多岁人群的比例为17.9%，20多岁的人群更是高达24.4%。

换句话说，在日本20岁至30岁的年轻女性中，几乎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属于“过瘦”——即便在物质条件远不如今天的1980年代，这个数据也是每十人之中才有一人。

全球都在面临着肥胖问题，而日本在变瘦。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女性过瘦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大多数成员国中，低体重（BMI低于18.5）女性的比例普遍低于5%，而日本却明显偏高。即便是排名第二的韩国，19岁至29岁女性的低体重比例也为16.8%，与日本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可见日本年轻女性过瘦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异常水平。

日本女性为何那么瘦？或许可以从另一组数据中找到隐秘的线索：2023年，日本20多岁女性的每日平均摄取热量为1630千卡，竟然比战后物资极度匮乏而“吃不饱饭”的1946年还要低——当年日本人整体的日均摄取热量为1903千卡。这一反常现象背后，显然不只是食量的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到身体意象与审美认知的偏差。

藏在长期低热量摄取背后的心理动机，是日本女性对“肥胖”的认知偏差及理想体重设定普遍偏低。尽管日本肥胖协会将BMI在18.5至25之间视为正常范围，但在许多年轻女性心中，“理想体型”的标准远低于医学建议。一项调查显示，在她们心中，BMI达到20.5就已经属于“肥胖。

今年4月，日本肥胖学会紧急召开记者会，首次公开表示：由低体重与营养不足引发的健康障碍，应被视为一种新的“疾病”，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女性低体重/低营养症候群”（FUS）。这多少让人感觉到滑稽——毕竟从该协会的名称即可看出，它一直以肥胖人群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如今却对过瘦女性如临大敌。学会还宣布，将与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等相关机构联合成立工作小组，着手确立具体的治疗与预防对策。

肥胖学会这一“节点性”的视角转移，表明了女性过瘦问题正逐步从个体现象上升为社会课题。据称，年轻时期若长期处于过度低体重或营养不良状态，可能导致月经不调、不孕、贫血及心理障碍等多重健康隐患。而即使暂时未见明显症状，过瘦所埋下的风险也将在老年时期浮现——骨密度下降是众所周知的后果，年老后更易因骨质疏松而导致骨折等严重并发症。

导致日本年轻女性FUS症候群的根本原因，主要被认为是“瘦才是美”这一价值观通过社交网络、时尚杂志等媒体深植人心，从而催生出强烈的瘦身愿望。这种单一审美的持续灌输，使得“越瘦越好”几乎成为女性美的主流标准，也进一步压迫了年轻世代的身体认同。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是：减肥的低龄化趋势已成为一个社会课题。

根据日本内阁府在2023～2024年度的调查显示，表示“想变瘦”的女童比例为：小学一年级35.5%，小学六年级则高达50.5%。据称，小学生在看到偶像艺人或自己憧憬的模特拥有极瘦身材时，往往会产生“我也必须更瘦才行”的执念，甚至陷入某种强迫性的思维模式之中。这种对体重的过度警觉以及扭曲的身体意象，是社会整体审美导向失衡的恶果。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早间新闻中报道了年轻女性将糖尿病治疗药物作为减肥手段使用的消息。新闻里说，如今通过线上问诊获取该类药物并用于减重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其中不少人在出现副作用后被迫前往医院就诊。这些就诊者大多为20岁至30多岁的年轻女性，令人忧虑的是，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体重本已处于过轻状态的患者，仍持续使用糖尿病药物以追求进一步“更瘦更美”。

早间新闻里关于滥用糖尿病治疗药物作为减肥手段使用的报道

报纸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报道。一位20多岁的女性，BMI仅为17，已属于过瘦群体，但仍通过线上诊疗平台获得处方，开始使用糖尿病治疗药物进行减肥。她在第一次使用该药物时便出现了呕吐、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此后每次服用都会引发身体不适。针对这一现象，专业医生在报道中严正警告：这类药物存在引发副作用的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诱发胰腺炎，呼吁公众切勿将其用于非原本治疗目的。

我看到这位女性谈及使用糖尿病药物减肥的原因，竟然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网红在用这种药。她坦言，虽然明知自己已经很瘦，但仍希望在照片中看起来“再瘦一点”。

活在扁平的社交媒体上，让人类想把自己变成“真·纸片人”。对于FUS症候群，日本肥胖学会在发言中说，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改善个人的意识与行为，更必须对催生瘦身欲望的社会结构本身进行干预与改革。从癌症筛查率到BMI数值，一路为国民健康“操碎了心”的日本政府，到了2035年，有什么办法可以迎来“健康长寿、以胖为美”的新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