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囊人设年年有，今年变得格外多。

最近，雷佳音又多了一个新的代表性“窝囊角色”——《长安的荔枝》里的九品小吏李善德。而在上半年的剧集市场，“窝囊男人”也扎堆儿出现。

《仁心俱乐部》里的秦文彬总是一副闲散样子，面对任何“刁难”不急不躁，任何功过不争取也不辩解；《成家》里的冯清鸣遇到矛盾就当和事佬，宁愿自己吃亏，也要避免冲突；《棋士》里的崔业不懂生活的柴米油盐，更不懂现实的人情世故，生活规则都按照棋盘规矩来理解。

原本小众的“窝囊赛道”被一众中生代挤成了主流赛道，观众也对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有了更多宽容理解。社媒上，有网友曾对这一人设进行了再次定义，“解释一下什么叫窝囊感，就是再委屈都不会黑化的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可是，在女角色这边，好似是不允许“窝囊”的，要强的女人轮番出现。《蛮好的人生》里胡曼黎在失去婚姻和工作后，咬牙拼事业，创造出了保险行业的销冠神话；《以美之名》里乔杨和周静雯两人将壮大医美事业视为人生主要目标，互相进行医术上的比拼。

男人松弛窝囊，女人紧绷要强，截然不同的人物状态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剧集创作中，并形成一种“女A男O”的固定搭配，比如《仁心俱乐部》里的刘梓懿和秦文彬，《成家》里的秦天越和冯清鸣。

当然，偶像剧赛道另当别论，毕竟偶像剧所提供的体验更聚焦于颜值及浪漫爱幻想。但剥离偶像剧之后的生活流、事业流剧集里，男女主角的设计仿佛陷入了某种定式——男不许强，女不许弱。

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下影视审美的一次悄然变迁，男性英雄主义叙事没落，而女性被允许懦弱的空间尚且不足。我们亟待追问的是，若不完美男人可以成为主角被广泛接受甚至喜爱的话，女性是否也能拥有“窝囊”的自主权？

放弃精英，集体“窝囊”

作为“窝囊赛道”的代表性人物，雷佳音对《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的演绎可谓是又一次舒适区发挥：一向被冷落的李善德，突然被署令同僚哄抬，脸上缓慢不可置信地露出讨好的讪笑，身子再随之慢慢挺起；遇到上司领导突然责难，李善德的身子佝偻着，嘴巴微张像鱼一样呼吸，眼里先是惊恐再是乞求。

这些怯懦、尴尬、慌张的小动作和微表情，在雷佳音以往的角色身上也有出现。比如，《人世间》里始终不被看好的周秉昆，《我的前半生》里背叛感情的陈俊生。

小人物身上不仅有着仰人鼻息的无奈，还有着老实人被逼急的绝望，在这方面郭京飞贡献了不少“发疯角色”。比如，《我是余欢水》里以为自己患癌之后怼天怼地的余欢水，《都挺好》里夹在妻子父亲之间的苏明成，《对手》里被生活压力和间谍任务困住的李唐，还有《驻站》里兢兢业业工作却没法解决孩子升学问题的民警常胜。

凭借细致入微的“窝囊”演技，观众在越来越多的作品中看到他们的身影，长长的待播作品更看出他们的市场认可度，不少网友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他们资源怎么这么好？原因有二，戏好，路对。

从演员层面来说，雷佳音、郭京飞为代表的这批“窝囊赛道”中生演员，本身演技水平在线，他们更在意即兴创作所带来的生活质感。陈数接受采访就表示，跟郭京飞合作《驻站》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极强的创作力，熟读剧本后，郭京飞基本不看剧本不对词儿，他更在意现场的互动感。

诸如此类的即兴创作表演，比比皆是。比如，秦昊在《漫长的季节》中顶着啤酒肚在KTV跳起了舞；王宝强在《棋士》一场激烈的争吵戏里蹦到桌子上。这些场景后来均成为了观众理解角色的名场面。

即兴表演往往考验的是演员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以及人物特性的揣摩，那些细碎的情绪、动作才是拼凑出一个鲜活人物的灵魂所在。尤其是在喜剧类型的戏中，成熟演员结合角色处境即兴抛出的现挂，有时比编剧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段子”效果好得多。

有时即便只是客串，这类演员也能让角色迅速立住，成为一大记忆点。比如郭京飞在《刺杀小说家》里只是配音出演黑甲，就成为了当时电影的亮点之一。

演员本身的专业能力之外，观众的审美取向变化，也在给“窝囊”中生创造更多的表现机会。以往的国民男演员多是陈道明、靳东这类带有明显精英气质的明星，但现在的国民男演员气质明显更“平民化”。

变化的关键在于，如今观众对中产阶级叙事感到疲倦，并对带有距离感的人物角色产生抵触情绪。而父权社会里男性角色身上天然带有权力社会地位，这使得角色与观众的矛盾加剧，只有“失权的男人”才会得到观众的信任。

可以说，“窝囊”这种类嘲讽的评价，实则上是对传统男性叙事的权力光环的另类解构，让男性角色或被动或主动地暴露脆弱，男性角色不再具有攻击性和说教感。朱迪·福斯特曾说过，“男人最吸引人的特质是脆弱感。”

中年危机更是促成了这类人物暴露弱点的机会到来，生育压力、职场压力、同侪压力等等的现实境遇让人物叙事具有真实性。

这种带有现实捶打意味的脆弱感，脱离了偶像剧层面的工业化塑造，更多是基于现实人性层面，这意味着充裕的人物空间，让角色有更多表达的机会，可以进行人性层面复杂的揣摩，这无形之中拓展了演员的戏路。王骁、张译等演员在电影、剧集层面可以毫无障碍的跨越。

然而，这种在人性泥潭反复爬起跌落的机会，鲜少落在女性身上。

女性“脆弱”的强悍

好似形成某种能量守恒定律，当男性角色能量开始变弱时，女性角色反而越挫越勇，且必须勇。

女性角色脱离了家长里短的妯娌婆媳关系，在职场领域大杀四方。有的是从始至终在职场里拼搏，间或谈一下恋爱，比如，《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女士的品格》里的姚薇，《她们的名字》里的雷粒；有的是家庭关系破裂，开始将生活重心放置在事业上，好比《好事成双》里的林爽，《无所畏惧》里的罗英子，《我们的婚姻》里的沈彗星。

无论是职场还是家庭，女性角色总是妆发精致，举止体面，用完美昂扬的姿态应对一切，她们看似不同，却又如此类似。女性看似夺回叙事的主导权，挣脱了传统茶米油盐的生活场域，踏入真实世界，实则每一个行动的背后都来自于一种既定困境的价值证明，即颠覆外界的固有认知，不断鞭策自己达到高位。

问题的关键在于，女性角色相对于男性角色，看似有了“赋权”的机会，但是这些价值证明就是隐形的自证陷阱，在现实中女性地位并未出现颠覆性变化的前提下，影视剧的设置反而将女性置于一个虚空的高位。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角色所承载的人物想象并没有因为丰富而温热，反而因为过于规整完美而变得冰冷。

女性角色并非作为女性来进行思考，而是作为一种处境去打量与模仿，即便去描述，也按照世俗意义上来进行刻板化的理解，而女性角色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三十而已》《好事成双》《蛮好的人生》《无所畏惧》里都是哪里挑不出错的完美妻子。

她们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也在失去“小”的可能。这种远离了小人物的叙事，无形之间与观众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创作者对女性想象变得越来越贫瘠，女性的弱点被层层包裹，如果有瑕疵裂缝，要不就会变得聒噪多嘴，满脑子只有家长里短的“婆婆妈妈”，或者，在“疯女人”和“坏女人”里面来回打转。

相较而言，在两性关系里虽然仍困囿于传统的台湾编剧，在描摹东亚女性的处境上有着更深的感悟，尤其是随着《荼蘼》《俗女养成记》《华灯初上》等作品大量“内卷”式涌现，女性角色的棱角变得更加清晰。

在情感关系和职场奋斗中踟蹰的女性之间会有妒忌，甚至会有过界的冲动，比如《不够善良的我们》《影后》；踏入一份职业，有完整的热情到迷茫的职业理想滑落，比如，《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

可以发现，这些女性角色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或者性格缺陷一览无遗，或者形象不修边幅，唯一的共性是并没有用“完美”包装自己。

当然，国产剧近些年也在慢慢冒出这样另类的女性角色。《我的阿勒泰》里的张凤侠，活得粗糙，却也恣意畅快，爱了就不管不顾地投入进去，失去了就抹把眼泪重新笑起来；《人生若如初见》里的菽红，一面是不听劝地恋爱脑，一面在动荡的时局里咬牙求生，她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做主。

如果说男性角色的“窝囊”指的是失权层面的脆弱，那么女性角色的“窝囊”指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然。

让女性角色变得敢于“窝囊”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她们能够被当作一个有人性弱点的人来尊重，而女性的困境应该基于人性层面再进行进一步地讨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作者：李欣媛，编辑：刘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