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今天是卡夫卡的忌辰，1924年6月3日，他在布拉格去世，这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一生大多数时间所处之地。
很多年前，被视为卡夫卡衣钵传人的米兰·昆德拉面对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控制下的高压统治，被迫离开布拉格。移民官曾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昆德拉与布拉格乃至捷克的缘分似乎到此为止。捷克人一向对他不感冒，他也摆出一副打死不回捷克的态度。
作家与祖国或故乡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昆德拉就是一例。当然，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象，在他们眼里，名人与故地就像鱼和水，永远和谐。
捷克这个弹丸小国诞生了众多文学大师，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爱拉远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习惯不卑不亢不仰视，也从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喜欢赫拉巴尔。
当然，昆德拉后来改以法语写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见的重要原因。与他类似的还有卡夫卡，捷克人对这位以德语写作的大文豪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想象中热切。即使，卡夫卡的痕迹在布拉格随处可见。捷克人也乐于提起卡夫卡对布拉格街巷的无所不知，喜欢引用卡夫卡挚友约翰内斯·乌尔齐狄尔的那句“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但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游客。
不过对于卡夫卡来说，布拉格不仅仅是他的成长与栖身之地，也是为他提供了最多文学养分的地方。卡夫卡笔下那个不宜居住的世界，本质也是现代社会的呈现，那时的布拉格尽管美丽，却也少不了荒诞，还有对个体生活的剥夺。
《卡夫卡传》的作者莱纳·施塔赫对卡夫卡的兴趣源于1971年到1979年间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时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便是《卡夫卡的色情神话——女性的审美建构》。
卡夫卡的一生并不难总结，因为他的经历实在太少。施塔赫在书中这样写道：
“布拉格犹太人、保险局公务员以及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博士活了四十岁零十一个月：从小学到大学花了十六年零六个半月，职业生涯持续了十四年零八个半月，三十九岁办理了退休手续，最后因喉结核死于维也纳附近一家疗养院。”
如果再详细一点，是这样的：
“除去在德国居留的时间，卡夫卡一生中利用周末旅行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大约四十五天。他游历过柏林、慕尼黑、苏黎世、巴黎、米兰、威尼斯、维罗纳、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见过三次大海：北海，波罗的海，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此外，他还见证了一场世界大战。弗朗茨·卡夫卡终生未娶。一生三度订婚：头两次与柏林职员菲莉丝·鲍尔，第三次与布拉格的秘书尤莉叶·沃里泽克。他可能还跟四位女子有过罗曼史，也曾出入烟花柳巷。他曾与一位女子同居近六个月。卡夫卡没有子嗣。”
但卡夫卡的一生也很难总结，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过是大约四十篇已完成的散文和中短篇小说，总计约三千四百书页的日记和文学作品碎片（其中包括未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但却让他的一生变得异常丰满。无论是作品中构筑的世界，还是他身处的世界，都复杂甚至晦涩难明。
如果用普通人的人生来衡量卡夫卡的“物质存在”，结果必然令人沮丧。从寿命来说，卡夫卡的终点过早到来，甚至只及现代人的一半。而若是：
“搬用现今流行的那套幸福参数来衡量，‘残缺’感还要加倍：健康，性，家庭生活，消遣，冒险，独立，事业有成。诚然，卡夫卡并没有生活在社会边缘，他有自己的社交生活，还升到部门副主任，能领退休金；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有限的安全感却是过于漫长而辛苦的求学生涯换来的，也可以说是用一生光阴换得的。当今的年轻人已觉理所当然的决定权，广泛的选择自由，对于那个年代的卡夫卡而言都遥不可及。他三十岁的时候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只有几个月时间是搬出去住的（同在一座城市）……作为补偿旅行不足的消遣活动也少得可怜：游泳，划船，做操，疗养，郊游，打理园圃，在布拉格酒馆喝个半醉。然而最叫人震惊的，还是卡夫卡为满足性与情欲的需求穷其一生付出多少无望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与那所得无多的幸福形成巨大落差，即使那微薄的一点幸福感，得来也总费尽周章，从来不曾自由畅快地抵达。”
施塔赫的这段总结无比贴切，却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在某些将填饱肚子以外的需求统统视为矫情的人看来，收入稳定、能升迁还有退休金的体制内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父母长期住在一起，还拥有各种业余生活，若非病体缠身，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但对于卡夫卡来说，显然并非如此。
卡夫卡出生时的捷克处于奥匈帝国治下，他在犹太商人家庭长大。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是“寒鸦”之意，卡夫卡父亲的商铺便以寒鸦作为店徽。不过，他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也是他日后以德语写作的根源。
他的人生半径比寒鸦的飞翔半径要小得多，如果在布拉格探访过卡夫卡的旧迹，就会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小小的布拉格老城广场是游客寻找卡夫卡的起点，也是卡夫卡故迹最集中的地方。广场西北角尼古拉斯教堂旁的大楼，外墙有卡夫卡胸像。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在这里出生，一周后依照犹太传统举行割礼。
这栋建筑建于1717-1730年间，本是尼古拉斯教堂神职人员的办公室，1787年因国王下令改善犹太区环境而改为住宅。卡夫卡仅仅在此住了不到一年，次年五月便举家搬走。如今，楼下的咖啡厅就名为卡夫卡之家。
卡夫卡第一次搬家，是从老城广场西北角到了西南角。五岁时，卡夫卡再次搬家，这次是从广场西侧到了东边，即西克斯特屋，门上方刻有“1796”字样，但实际建造年代可上溯到1220年左右。卡夫卡在此居住的时间同样不长，仅仅是1888年到1889年间。
卡夫卡曾无数次在广场间穿行，遗落自己的敏感。他曾在信里写到一次童年记忆：
“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从未得到过的粗暴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那时的卡夫卡，住在著名的“一分钟之屋”。1889年到1896年间，卡夫卡一家在此居住，他的三个妹妹也在此出生。卡夫卡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他每天穿过广场东行，来到如今同样游人如织的火药塔附近，进入他所就读的德语小学。
卡夫卡的上学之路，主要经过Celetna大街，是老城广场四周最繁华的商业街。读中学和大学时，卡夫卡一家又搬到了这条街上的一栋大楼里，卡夫卡的卧室在临街的二楼。
也就是说，卡夫卡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住处从未离开老城广场范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短暂工作，地址在老城广场与瓦茨拉夫大街之间。卡夫卡后来工作了14年之久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其旧址如今是一家酒店，旁边便是布拉格最大的购物中心，靠近游客涌涌的市民会馆和火药塔。
总在这一带打转的卡夫卡曾对朋友说：“这里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他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圆圈说：“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在这个小圈圈中。”
这个狭窄的生活半径，铺就了卡夫卡的所有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