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一
当董宇辉与作家梁晓声、蔡崇达共同捧起人民文学奖的奖杯时,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一个带货主播,凭什么与文学大家共享殊荣?他配得上人民文学奖吗?
首先表达我的观点,董宇辉不仅配得上,而且很合适。因为这个奖本身不是创作奖,而是传播奖,而董宇辉在文学传播这个事上做得很好。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播,这也是董宇辉获得传播奖的原因。从甲骨文的卜辞到印刷术的革新,文学始终在寻找抵达大众的最短路径。敦煌藏经洞的抄经人不会想到,他们誊写的佛经千年后成为了解盛唐的密码;宋代说书人更不曾料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惊堂木敲出了四大名著的胚胎。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杜甫“大庇天下寒士”的悲悯,正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播,才熔铸成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在今天这个社交电商加短视频传播的年代,董宇辉通过直播的方式传播文学,哪里不对?
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严肃文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传播危机。实体书店的闭店潮与出版业的库存压力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同比下降11.77%,2024年1月23日《人民文学》首次来到董宇辉直播间,在4个小时内获得上亿次点赞,达成近百万册订阅量。12月20日,《人民文学》再一次来到董宇辉直播间,2小时吸引700万观众,最高在线人数达27.8万。
这种反差恰恰证明:不是读者抛弃了文学,而是文学需要新的摆渡人。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不是董宇辉需要人民文学奖,是人民文学需要董宇辉。
董宇辉没有将严肃的文学拉回大众视野——这本不是他所能承担的重任,可从传播的角度看,他确实让很多人重新买书看书,至少是参与对文学的讨论与围观,当前对于严肃文学来说,其实最缺的就是关注。
二
除了传播,文学还面临着生存危机。
这场争议撕开了当代社会对文学价值认知的深层裂缝——当《诗经》传唱于田间阡陌,当柳永词作风行市井勾栏时,没有人质疑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可当短视频直播间成为新的文学广场时,人们却开始争论“何为真正的文学”,甚至,讨论的话题突然高尚且严肃起来,比如,文学何以向商业献媚?
文学和商业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在现有的出版模式之下,一本书如果卖得不好,本身就是传播问题、商业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杂糅。
去年,笔者一位写散文的作家朋友出了一本文集,出版社印了3000本,但需要他自己包销1500本,编辑对他说,现在严肃文学如果能卖3000本就已经算“畅销”了。
商业是检阅文学最好的方式之一,一本书如果读者愿意为之付费,至少说明读者对其的认可。与严肃文学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网络文学的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就显示,2023年,我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达404.3亿,同比增长3.8%,网络文学IP市场规模大幅跃升至2605亿元,用户规模达到5.5亿人。
网络文学的繁荣,除了内容迎合读者,其渠道优势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如何创新图书的传播方式,为其生存续命,让文学与商业更加紧密地结合,比讨论文学内容本身更加重要。
过去几年间,图书带货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想象的是,很多严肃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直播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董宇辉直播间单日售出8.5万册的奇迹,已经是很多严肃文学无法企及的天花板。
董宇辉和文学是相互需要的关系,其实质是董宇辉需要文学的表达,为其为主播行业别开生面;文学也需要更加彻底的商业化,从而激励读者、出版社与作家本身,从而为创作下一步更好的作品打下基础。
很多人有个一厢情愿的误解,认为文学是纯粹的,商业、流量则是一种“杂质”。认为如果文学一旦售卖,就低俗了。你去问问那些伟大的作家,从巴尔扎克、雨果、鲁迅、巴金,到当代的余华、莫言,他们哪一个不盼着自己的书卖得好呢?
三
一些人拒绝董宇辉荣获人民文学传播奖,是因为董宇辉在直播活动中的多次翻车。
但你有没有关注过他对文学的呵护与热爱呢?
董宇辉的直播间里,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卖,有的是对《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生存哲学的解读;没有夸张的促销话术,有的是从《活着》延伸到生命韧性的沉思。当他说“厄运来的时候没有躲,好运来了你才能撞个满怀”时,文学不再是印刷品上的铅字,而是照进现实的生存智慧。这种将经典文本与当代生活体验无缝嫁接的能力,让《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感叹:“他让文学从殿堂走向人间烟火。”
在解释《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时,董宇辉用“家族记忆就像老屋房梁上的刻痕”的比喻,让马尔克斯的文字落地生根。
作为一个文学系的学生,我被董宇辉的评论吸引,这种创造性转化不是对经典的解构,而是搭建起大众理解经典的阶梯。当直播间观众自发形成“经典共读群”,当《苏东坡传》的购买者开始抄写《寒食帖》,文学传播的闭环已然形成,文学也完成了其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闭环。
在我看来,那些质疑董宇辉的声音,本质上是文化特权的焦虑。当知识分子还在争论《红楼梦》的版本校勘时,董宇辉用“宝黛爱情是青春期的自我认知”的解读,让年轻观众主动翻开原著。这不是文学性的消解,而是传播维度的拓展。就像白居易写诗要老妪能解,狄更斯小说通过报纸连载影响社会改革,真正的文学从不怕拥抱大众。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苛责传播形式的创新是傲慢的。在几年前,你是很难想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会开通公众号与读者聊创作,还在评论区与读者互动;你也很难想象,国内顶级咖位的作家余华会放下身段在B站为读者们讲解《活着》的删改历程,这种变化本身就说明了时代的变迁,必然伴随着的文学表达、传播方式的改变。
所以,人民文学奖授予董宇辉,不是对文学性的降格,而是对传播价值的正名——没有传播的文学,不过是图书馆里等待风化的标本。董宇辉获奖引发的争论,终将沉淀为时代的选择:当我们谈论文学时,不该只看见奖杯的光芒,更要听见文字在人间回响的声音。毕竟,被束之高阁的《楚辞》救不了屈原,但流传街巷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却能滋养一个民族千年不绝的求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