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一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全程用上海话对话的选题。是出于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很容易就跑普通话那边去了。
仔细想想，也挺有意思，虽然我们一直在写上海，但平时开会、讨论的语言是普通话。
走访的时候，即使对象是上海人，整场对话中讲普通话的含量也会高于上海话。只有在街采时，碰到上海爷叔阿姨，才大概率会全程使用上海话。
在广东路股市沙龙街采时，我们用上海话
这样的个案多少能描摹出上海话的现状，它的使用场景和频率正在减少，甚至有的人会担心，它会不会慢慢消亡？
语言的变化和这座城市的变化一样快，30多年前，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当时很多人对上海很不习惯的一点是，上海人怎么如此广泛地使用上海话。
在90年代的报纸上，有不少关于外地人到上海因为语言不通导致的不便。
1990年8月《文汇报》的《吴语听不懂，难煞异乡客》一文中，一名山东读者对编辑吐槽：“十几天下来我非常纳闷，上海人不讲普通话，在推广普通话已30多年的今天，不能不让人遗憾。”
1997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内容就是：莫让“阿拉”成了“拦路虎”，拜托大家都来说普通话。
1990年代公交车上都用上海话，陆杰/摄
我们做上海话系列选题，并不是拜托大家都来说上海话。就像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曾在采访中指出，“目前是有两派在争论，一派要保护上海话，一派则希望顺其自然。我主张顺其自然。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语言使用得不顺其自然，才会走向衰落。”
我们是想通过走访和观察，展现上海话在这个时代的使用流变。
语言是一门工具，有需求就会用。有的上海人开始不说上海话，也有非上海人开始学习上海话。我们这次文中的两位主人公，学会上海话，有个人的需求，也有时代和环境的推动。
二
第一次见到竹阿姨，是在朋友家聚餐，当时她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我后来问朋友：“你找了个上海阿姨啊？”
她说不是，阿姨是浙江嵊州人，来上海很多年了。
哪一年来上海的，竹阿姨一下子说不上来。她只记得是儿子7岁那年的7月1日。“我儿子1991年养的，那应该是1998年来上海呃。我第一次掼脱小人，一个人到上海来，残古啊，所以日脚总归记牢的。”
竹阿姨刚来上海的时候，很多上海人家还在用马桶
大姑子比她早几年到上海，给她介绍了在鲁班路照顾一个风瘫老太的工作。“格辰光工资低，350元一个月。”
但即便如此，对当时的上海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为那一年，上海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005元。
和全程需要服侍、端屎端尿的工作量相比，老太的子女或许在担心这个工资留不住阿姨，所以同住的儿子儿媳在楼里询问，谁家要倒马桶。一番询问之下，竹阿姨又接到给两户人家倒马桶的生活，一个月多挣50元。
“格辰光，都是有老虎窗的老房子，大家还都在用马桶。”
从那个时候开始，竹阿姨就在慢慢转换她的语言。
“我没文化的，普通话讲不好。刚开始只能讲阿拉乡下土话。但是老太一家都讲上海话，我一点点跟着讲，就会讲一点上海话了，不过还是学不像的，有乡下口音。”
在老太家做了5个月后，竹阿姨开始去做钟点工，她做工的区域集中在襄阳路嘉善路一带。
“我没脚踏车，都是靠两只脚奔的。”她最忙的时候一天可以做14个小时，那时钟点工的行情是3元5到4元一小时，竹阿姨接了七八家人家。
竹阿姨的工作区域在襄阳南路一带
雇主家有点共性，全是上海人，大多是老人，只请一到两个小时。“打扫卫生就一个小时，加做饭才变两个小时。”
即使在老太家熏陶了5个月，但竹阿姨的上海话还是不好，“有的时候东家会问，侬讲啥？不会有人教你，得靠自己，刚开始去的时候就尽量少讲话，只说几句必须要用的话：‘阿姨爷叔，今朝做啥？哦，我晓得了。’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认真听，慢慢的再搭一句搭一句搭出来。”
“我跟这家人家讲几句，跟那家讲几句。每家都学两句，就学出来了。”
和竹阿姨一样，她的大姑子的东家也都是上海人，所以她也会说上海话。
20多年过去了，请钟点工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过去那样需要“雪中送炭”的上海老人家庭，而是多了很多需要分担家务琐事的年轻家庭，他们很多不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新上海人，所以后来的阿姨不一定需要会讲上海话才能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
“像和我一样在上海待了很多年数的浙江阿姨，大多会说上海话，安徽、湖南、湖北的阿姨大多讲普通话。”
竹阿姨过去的雇主都住在弄堂老房子里
竹阿姨大多都是老东家，有些从老人七八十岁做到了去世，“有一个从80岁不到开始照顾，到90多岁走脱，还有个老先生是103岁走脱的。”
不过有一些人家因为搬家而不做了，“有的搬到浦东去了，有的到宝山去了，他们市区里房子不要待。”
竹阿姨觉得她会说上海话这一点让她在找新东家的时候大有利处，“人家一听就知道我在上海待很久了。会讲上海言话，他们欢喜点。”
新找的东家虽然也是上海家庭，但不是之前的语言环境。“小孩是讲普通话的，家里来照顾的外公外婆说上海话，妈妈爸爸会说上海话，但互相之间说普通话。”
现在她不用像之前那样奔波了，每个家庭房子面积都大了，最起码都要两个小时了。
在上海那么多年，现在竹阿姨工作生活都用上海话，“不过乡下口音还是要吐出来呃。”她笑着说，“说上海话的辰光有乡下口音，但现在回乡下，上海口音也要吐出来呃。”
三
“明丽美发”开在外滩后街的元芳弄。老板周明丽讲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几乎听不出口音，但她其实是扬州人。
明丽美发位于外滩后的元芳弄
1992年，19岁的周明丽到上海学生意，在杨浦区工人新村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师父也是扬州人。“扬州不是三把刀嘛，理发刀也是阿拉那边特色，像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读书机会不多，出来的人蛮多的，大家就侬带我来，我带侬来（上海）。”
在来上海之前，周明丽能听得懂一点点上海话。“因为江浙沪有点相通的地方，听起来不是很吃力。”
在杨浦的理发店里，师父和周明丽说扬州话，和客人讲上海话。
“阿拉接触的都是上海人，做头发的上海阿姨妈妈们都讲（上海话），好像多讲多讲，就会讲了。”
“30年前头，阿拉客人三四十岁，正好是要做头发的辰光，（从那时）跟阿拉跟到现在，这帮人比较欢喜讲上海话。”
明丽接触的客人都是上海人
很难用方法论概括出周明丽学会上海话的路径。但彼时的上海，上海话是主流。
“1992年来的时候，公交车上都是上海人。国营店蛮多的，国营的都是上海职工呀，连理发店最早也是国营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人还维持着出门说上海话的习惯。
在这样的环境中，周明丽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之间，就能说上海话了。
周明丽在帮客户烫头，彼此，人们交流都用上海话
这个过程，是从听懂、开口说一些简单的句子，到慢慢会用上海话拉家常。
“一来就大约摸听，听听听听就会讲了呀。一直听伊拉讲，‘侬汏头啊’‘侬剪头发啊’，就格能讲起来了。”
“吃饭、汏衣裳，格种最基本的（上海话），像单词一样的学起来。”
“单词会了，再模仿。模仿声音、腔调，一句句会讲的。”
“最主要我觉得，不要怕难为情，就格能瞎讲八讲，讲讲就会了。就跟学英文一样的，侬讲法讲法，就会讲了呀。”
“阿拉格种服务行业，接触的人本身就是上海人，侬讲得不对，人家也不会笑你。讲错脱不要紧的，最多笑笑，笑过就好了呀，下趟就晓得了。”
除了客人都是上海人，理发师的工作也会和顾客产生生活交流，这进一步造就了周明丽学习上海话的日常环境。
“一边剪头发，一边茄山河，像茶馆一样的，聊工作、聊家庭、聊小孩，聊社会上的事体。阿拉格种环境，不是一本正经、不好讲言话的，实际上就是（上海话）讲得比较多。”
在客观环境之外，周明丽虽然没有刻意学习上海话，但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潜意识里也有意愿学习。在当时，在上海学说上海话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比较要好的客人，人家像长辈一样的，会讲‘倷小姑娘来上海学生意哦，一定要学会上海话，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包括谈朋友啊。侬会讲上海言话，人家和你交流上就没障碍了’。”
1997年，周明丽结婚了，丈夫也是上海人。于是，除了工作，在家庭氛围中，周明丽也使用上海话交流。
这样一个渐渐学会上海话的过程，也是妹妹周秋香在上海的生活路径。
周明丽的妹妹周秋香
周秋香是80后，1998年到上海浦东歇浦路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那时她16岁。
在姐妹俩的回忆中，俩人听懂上海话大约都花了2到3个月时间，而可以用上海话日常交流，是在到达上海2年后。
周秋香学习上海话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地。在野生的沪语环境中，周秋香一点点学会了更多上海话表达，一点点纠偏。
“格辰光老板娘烧菜给我们吃，伊钞票给我，叫我买白乌龟（上海话：鹅），我想wū jù、wū jù，个末我就去买了莴苣，上海人讲香莴笋啦。我买了很多香莴笋，被伊穷讲，出了个笑话。”
但是周明丽的弟弟，2002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生活至今，还不会说上海话。
“首先伊年龄比阿拉（来的时候）大了，工作环境都讲普通话。伊也廿年蹲下来了，到现在上海言话不会讲的。”
“阿拉阿弟学过的，但是也没学会。伊还拿本书学，从‘买菜、汏菜’（根据生活场景一点点学过）。伊听得懂，但是一句句讲出来，就不是很流畅。”
“我觉得学语言最主要是环境。”
“对，有时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周秋香补充道。
也许学会一门方言，除了环境、意愿，也需要一点点天赋。
曾经，周明丽的店里来过一个河北学徒工东东。东东在店里待了8年，非常有意愿学习上海话，但临到他离开上海还是没有学会。
“东东廿二岁。阿拉专门惹伊，问伊几岁了，伊讲‘两岁’‘纳尼岁’，哈好白相。”
“和地域也有一点关系，北方人好像是学不大好，伊老认真地学，但讲来讲去，学不好。”
明丽美发已经开了二十多年
时间一晃，周明丽从杨浦的学徒工，到1994年到机电局理发室工作，到2000年开了属于自己的理发店，她在上海已经33年了，超过了她在扬州待的时间。她说普通话的时候，甚至有了沪普的味道。
“蹲扬州廿年，蹲上海已经三十二年了，生活习惯、讲话思路，我觉着（已经上海化了）。回去阿拉同学聚会，讲扬州言话，伊拉讲我口音有点点变化。”
我们曾经写过《上海人“沪普”考古》，讲沪普的人其实是在用上海话进行思考。
等到周明丽和周秋香的下一代，年轻人是在用普通话思考。
周明丽的女儿是95后，小时候在家里说上海话。后来去美国留学，等女儿回上海的时候，周明丽觉得她的上海话有点“怪”。
“伊小辰光会讲的，后头去美国待了大概五六年，回来交关上海言话也不标准。我听阿拉女儿上海言话表达得蛮怪的，语音语调、用词也怪。”
“掼浪头（上海话：说大话，显示自己有能耐），伊也不晓得的。”
“格人立升很大的，伊讲啥么叫‘立升’啊？（立升：资产雄厚）”
周秋香的儿子是05后，上海话也没有母亲说得好。
“阿拉儿子从小也是说上海话的，后来自从去了幼儿园，好唻，又返回普通话。”
“我问伊今朝上到第几课了，‘十两课’，伊上海话已经有点忘记了，实际上应该‘十二课’。”
“阿拉格辰光有氛围，现在没啥氛围了。现在上海小囡，都不会讲上海言话了。”
对于新世代的上海小囡来说，他们的上海话或许停留在孩童时期。面对没有见过的事物、逐渐消失的事物，作为孩童没有习得的词汇，他们已经不会说了。
周秋香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阿拉客人衣服不是都吊在后间嘛，我讲侬自家拿只丫叉头，叉下来哦。客人阿姐讲，要西唻，阿拉孙女都不晓得丫叉头是啥物事，侬辣么生（突然）来句‘丫叉头’。”
“个末（生活中）不需要这个物事了呀。”
参考资料：
1. 罗涌才，《拜托——请大家都来说普通话》，解放日报1997.09.22；
2. 徐蓓 邓天飞，《上海话里的城市文化密码》，解放日报2013.11.1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作者：顾筝、姜天涯，编辑：小泥巴，摄影：姚祖鸿，绘图：顾汀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