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沉舟隐冰洋，
流言蔽月光。
青史蒙尘处，
谁人诉衷肠？
今日由头：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没。
1
1912年4月18日晚，纽约港第54号码头。
随着一艘邮轮在远处海平面出现，聚集在码头上的近4万人开始骚动起来。
邮轮慢慢驶近码头，码头上原本寂静的人群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哭泣。
仿佛是开了一个头，哭泣声、哀鸣声、呼唤声开始此起彼伏，很快就让整个码头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中。
即将靠港的这艘邮轮，是隶属于英国卡纳德公司的卡帕西亚号——这艘船在4月15日午夜接到了另一艘邮轮的求救信号，率先抵达事故地点。
那一晚，他们救上来700多名幸存的乘客。
而那艘发出求救信号后不久就沉没的船，叫“泰坦尼克”。
很快，船上走下来的幸存者们就被来迎接的人群淹没了，而这些幸存者的去向也随之分成了几拨：
最幸福的自然是已经有亲朋好友等在码头上的，他们拥抱，哭泣，亲吻，然后离开；
那些在纽约没有人接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离开码头，寻找旅馆先做休整；
一些伤员和病人被第一时间送进了附近的圣文森特医院。
而此时，还有一批留在卡帕西亚号邮轮上的人：
其中一批是重伤员，暂时还没法下船。
还有六个“身份特殊”的人，他们也没法下船。
很快，一个颇为惊人的消息通过媒体记者——他们甚至事先包了一艘拖船跟在卡帕西亚号后面跟踪采访拍摄第一手资料——传了开来：
幸存的还有六个中国人！
“六个，中国人？！”
很多人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带着意外，不解，甚至有人还带着莫名的愤恨。
2
“中国人怎么幸存的？”
尽管泰坦尼克号上有700多人幸存，其中有各种肤色和各种国籍的人，但“中国人”能幸存下来，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意外。
很快，《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给出了所谓的“答案”：
这六名中国人，在沉船时用披肩假扮成女性，在船员高喊“女性优先”的时候，混入救生艇从而得以幸存。……他们中的一个甚至还试图剥下一名乘客的救生衣。
英国的《布鲁克林鹰报》（The Brooklyn Daily Eagle）在1912年4月19日的报道声称：
“没人能说清这些中国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的，但他们却好好地坐在里面。”
并且该报称他们可能是先藏到了救生艇座位底下，并且有两个躲藏的中国人被活活压死了。
《丹佛邮报》则似乎在做出解释：
“在中国，他们先救男人，而非女人。”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证人的证词——来自“白星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约瑟夫·布鲁斯·伊斯梅。
伊斯梅一直表示，自己是最后一个登上救生艇的，他说在船上至少看到了4个中国人（或菲律宾佬），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
“他们就藏在座位底下！”
那么多媒体的报道和所谓的目击证人证词，多少有些抚平了当时对这起沉船事故深表惊愕的西方民众情绪——这样的“事实”符合他们一贯以来的想象：
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表现，依然是那么勇敢和绅士，那些黄皮肤的“老鼠”果然是低人一等的人种，自私，阴险，狠毒……
而西方媒体的报道也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媒体。
《申报》在报道这件事时就明确指出：
“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救生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
而直到1936年，由林语堂任顾问编辑的上海《西风》杂志还发表了一篇《铁达尼上的国耻》：
“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泰坦尼克号上有六个丢脸的中国人”，这个说法由此持续了100多年。
那么，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
3
时间回到1912年4月14日，晚上11点40分。
三声凄厉的警铃划破了北大西洋宁静的夜空，伴随着瞭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一声让人胆战心惊的尖叫：
“正前方有冰山！”
37秒之后，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一头撞上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撞击发生后，船的右舷和冰山底部碰撞后猛烈摩擦，右舷前部吃水线下铆钉断裂，所有货舱和六号锅炉房开始迅速渗入海水，受影响范围近百米。
泰坦尼克号当初被称为“永不沉没”，是有道理的：这艘船底部有16个水密隔舱，任意四个隔舱进水，都能让船保持漂浮状态。
但船上的哈兰沃尔夫公司（“泰坦尼克号”的承建公司）首席造船工程师托马斯·安德鲁在仔细查看了船底的水密隔舱后发现，进水的舱房达到了五间。在确认无误后，安德鲁对史密斯船长平静地说：
“这船没救了。”
4月15日凌晨0点5分，船长史密斯宣布放下救生艇。
甲板上的乘客开始越聚越多，大家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己搭乘的“永不沉没”的巨轮，即将沉没。
救生艇通过升降机开始被缓缓放下，不少乘客慌乱的心情稍稍平复。但此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所有的救生艇加在一起，只能装进1178人，而船上的乘客加船员，总共有2224人。
0点40分，“泰坦尼克”号出现了第一批遇难者——他们是在底层抢救邮件的船员。海水无情地淹没了他们。
与此同时，救生艇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就绪，7号艇成了第一艘被放下的救生艇。
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配备的救生艇，一艘能装载65人，但当时船员们认为如果装得太满，救生艇放下去时会倾覆，而先上船的人也一再催促放船，所以一开始的救生艇都是只装了一半人甚至不到一半，就被放进了海里。
但无论如何，救援工作还是开始了，并且按照严格的命令执行——船的左舷，只能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船的右舷，在妇孺上完之后，男士可以登船。
有人安静地等待，有人绝望地呼喊，有人野蛮地推搡，有人悄悄地插队，一场场残酷但又真实的活剧开始上演。
在这样的生死时刻，人类社会的高低贵贱法则似乎依然在起作用：
由于相关法规规定，为了防止传染性疾病，三等舱的旅客必须和二等舱以及头等舱旅客有一个明显隔离，而他们的逃生通道上，也被设置了一些铁门和障碍，由人专门看守。
头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被优先允许登上救生艇，而三等舱的旅客则必须排在后面。有后来生还的旅客回忆，甚至有船员用枪顶着三等舱的旅客，逼着他们先让头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先登艇。
也正是在这一刻，八个在三等舱的中国人，也开始四处寻找生路。
4
这八个中国人，是正儿八经的合法旅客。
泰坦尼克号的旅客登记名录上，至今仍清清楚楚地留下了当年的记录：
这八个人拥有一张编号为1601的三等舱共用船票——这是允许的——价值59英镑9先令11便士。
而旅客登记名录上，也清楚地留下了这八个人的英文名字：
“Fang Lang”，“Lee Bing”，“Ah Lam”，“Change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Hee”，“Len Lam”。
按照音译，他们的名字后来被记作：
方荣山（当时登记为方朗，后改名），李炳，亚林，钟捷，胡中，李林，严喜，林伦。
后来除了少数确认的名字如方荣山等之外，剩下人的名字，至今人们仍不知道正确的汉字写法。
记录八个中国人名字的名单
这八个人原本受雇于英国的唐纳德轮船公司，是轮船上的锅炉工。当时由于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轮船无煤可烧，所以公司派他们前往美国，去一艘名为安妮塔号的轮船上继续当锅炉工——那是一艘“水果船”，来回于美国东海岸与古巴之间做水果运输。
由于当时从英国前往美国的横跨大西洋的船只有“泰坦尼克”号，所以公司为他们八人买了一张三等舱的通票。
他们就这样登上了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
灾难发生的那一刻，方荣山等八人所住的三等舱位于船头底部，由于通往甲板的通路被封锁，所以他们一开始无计可施。
过了一段时间后，三等舱通往甲板的通路被打开了。
那时候，泰坦尼克号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沉船姿态——船头开始缓慢下沉。
当大家都惊慌地集中向船尾跑去的时候，这几个中国人却跑向了船头。
在船头的右舷，有一艘可折叠的C号救生艇。
按照船上的规定，左舷的救生艇只能上妇孺，而右舷的救生艇在妇孺上完之后，可以上男性。
此时，泰坦尼克号已经接近完全沉没，除了已经放下的救生艇之外，C号救生艇是船上最后的一条了。
可以承载47人的艇上，只坐了34个人，其中就包括“白星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伊斯梅。
伊斯梅在生还后遭遇很多人的指责，但他坚称自己是最后一批上艇的，没有挤掉妇孺的名额，已经仁至义尽。但不知为何，他却坚定认为船上的四名中国人肯定是自私自利上船的，甚至认为他们是事先藏在座位底下。
在多年以后，一个拍摄纪录片的团队专门以1比1仿造了当年的C号艇，请34名学生坐了进去，真相终于大白：
那个狭小的座位底下，根本不可能躺下一个人而不被发现，事实上，如果有人藏在座位底下，坐在上面的人连脚都没有地方放。
后来证明，当时是李炳，钟捷，严喜和阿林登上了C号艇，胡中登上了另一艘救生艇。
林伦和李林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幸存者名单中，应该是遇难了。
还有一个方荣山。
在船沉没的那一刻，他没有在任何一艘救生艇中。
他掉入了冰冷刺骨的海里。
5
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全球热映，但其中被删减了一个镜头。
在沉船后的搜救工作中，有一个穿着白短褂的中国人，趴在一块门板上。
所有救生艇中唯一返回来继续搜救的第14号救生艇发现了他，负责指挥的五副哈罗德·罗伊把他救了船。
这个中国人的原型，正是方荣山。
方荣山落海后，找到了一块漂浮的门板，爬了上去，为了防止被海浪颠落，他把自己绑在了门板上，然后以惊人的意志力苦苦撑到了救援。
但因为方荣山是中国人的身份，一开始救生艇上有不少人嫌弃他，但很快，他们就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
1912年5月，一位名叫科丽尔的二等舱生还女性乘客在美国参议院作证——她当时就坐在救起方荣山的第14号救生艇，她回忆得非常详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一块门板漂浮海面上，这一定是沉船时脱落的门。门板上躺着一个小个子日本人，脸面朝下。他把自己绑在门板上，绳子拴紧在门的活页上。我们看样子他已经死了，门板随海浪起伏，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被冻僵了。我们呼叫，他不回应。官员犹豫是否要去救他。
罗伊先生说：“还有什么用，他可能死了，就算没死，与其救一个日本人还不如救别的人更值得！”他本来已经调转船头了，然后又改了主意又回来了。日本人被拉上了船，一位妇女揉搓着他的胸前，其他妇女们搓热他的手脚。
没多久他就睁眼了，说着自己的语言，见我们不懂，他就蹬蹬双脚，高举双臂，五分钟后就恢复力量了。他见到身边的滑桨人精疲力竭，就推开了他，接过桨，像个英雄般地一直划到我们最终被接应上船。
没错，她误以为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中国人方荣山。
后来有多份证词证明，方荣山后来一直奋力划桨，帮助了全船的人。
然而，包括科丽尔在内的所有幸存者，在4月18日晚抵达纽约港码头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方荣山在内的六名中国人了。
他们没下船。
6
时间回到4月18日夜，纽约港第54号码头。
当码头上上演一幕幕亲朋好友重逢的温馨场景时，在卡帕西亚号的舷窗里，有六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这一切。
没错，就是方荣山他们六个中国人。
无从得知当时他们内心是怎样的心情，但看到万家灯火和亲人团聚的场面，应该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有一些羡慕——毕竟他们虽然同样都大难不死，但却远离家乡和亲人。
此时此刻，尽管他们疲惫，他们贫穷，他们渴望休息，但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踏上美国的土地。
美国于1882年实施了《排华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来自中国的华工被禁止入境——哪怕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做出血汗贡献。
在当时的美国，很多美国人抱怨是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饭碗，侵占了他们的财富福利。在诸多美国媒体的口中，中国人是自私的，狡猾的，贪婪的，甚至是卑鄙无耻的……
六名中国人在卡帕西亚号上与重伤员住了一晚，就被带到了9号码头送上了船，随后就被送去了古巴——他们将被送上那艘运输水果的安妮塔号，继续当锅炉工。
没有人在意刚刚经历过海难的他们是否需要休息，需要照顾，甚至不想再看到大海。
而这些中国人的诉求，也是卑微的。
1913年3月，纽约南区法院接到了一桩索赔诉讼，六名幸存中国人中的五名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泰坦尼克号隶属的白星公司提出了索赔。
其中索赔额最高的是钟捷，索赔172.14美元，最低的是严喜，索赔91.05美元，五个人损失的东西基本都一样：穿在身上的衣服。
除此之外，其中还包括他们对随身损失现金的索赔——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多报一些，但每个人都如实填写，没有一个人报的现金损失超过7英镑。
作为对比的是，记录显示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位生还的夫人，她提出的索赔金额是27888美元。
在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的那一晚，方荣山他们在船上捱过了一夜，而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是著名的自由女神像。
这座被视为欢迎全世界移民到来的神像的底座上，刻着美国著名诗人艾玛·拉撒路的十四行诗，最后几句是：
“把你们疲惫的人、贫穷的人，
你们渴望自由呼吸的挤在一起的芸芸众生，
你们那些挤满海岸线的可怜平民们，
都送到我这里来吧！
我在这金色的大门前，高举明灯欢迎你们！”
7
那些索赔清单，是这些幸存中国人留给公众的最后痕迹。
之后，他们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直到百年之后，纪录片团队千辛万苦地追寻到了其中几人最终的下落：
李炳，后来去了加拿大，开了一家咖啡馆；
严喜，作为水手后来在印度下船后，不知所踪；
钟捷，1914年死于肺炎，葬于英国伦敦。
方荣山，在1920年以海员身份重返美国，成家立业。
其余的人，有的最多被追踪到在古巴有过短暂记录，之后都不知所踪。
然而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六名肮脏的中国人用无耻的手段偷偷上了救生艇”的媒体报道，在西方世界一直流传，甚至倒灌进了中国。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一批又一批人去追寻答案，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
100多年前的那天晚上，这六名中国人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没有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没有做任何卑鄙下流的事，正相反，其中有人还应该被视为英雄。
他们所做的事，无非和所有其他旅客一样：活下来。
这有错吗？
最后
让六个中国人沉冤得雪这件事，要感谢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
美国人叫史蒂文·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他是海事学家，旅居中国。他在研究英国水手的历史时，发现了泰坦尼克号上有8名华人这一线索。
英国人叫罗飞（Arthur Jones）——没错，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因为他也旅居中国。他从自己的好朋友施万克那里了解到这件事后，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这两个人随即就开始筹备拍摄一部纪录片。
这是一场艰辛的拍摄。摄制组走遍了芝加哥、威斯康辛州、多伦多、伦敦、香港和台山等地寻找各种线索，寻访那些中国人的后人。在威斯康辛州，摄制组找到了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在中国，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外甥孙朱红品。
一条条线索和一块块记忆碎片，被摄制组耐心仔细地拼接了起来，并且力求任何一个推测和结论都经得起考验。
为了感受当时方荣山落海后遭受的痛苦和惊人的毅力，摄制组专门搭建了一个零下2度的水池，罗飞亲自跳进去记录温度和身体感受；
为了证明四名中国人不可能事先藏进C号救生艇，摄制组专门以1比1比例搭建了这艘救生艇，并请北京一所中学的34名学生坐了进去模拟当时情景；
他们还专门请来了《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担任纪录片的监制。
最终，这部名为《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The six”）的纪录片于2021年4月16日在中国大陆公映。
虽然并不是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纪录片，但它已经在漫漫历史长河的记录中下了一个锚：
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六名中国人这件事，会被这个锚牢牢固定在应有的位置，展现本来的真实面貌，再也不会随波逐流，以讹传讹。
而看完整部纪录片，有两个关于幸存者方荣山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纪录片摄制组在采访方荣山的后人时，后人回忆起方荣山自己曾经写过的一首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
一根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
抹干眼泪笑呵呵。”
另一个来自方荣山儿子方国民回忆。当时方国民四岁，已经生活在美国。方荣山带着他一起去租一套房子。房东打开门打量了他们，说了一句：
“我怎么可能把房子租给你们这种卑鄙的黄种狗！”
方荣山听了，二话不说，一拳就砸在了房东的脸上。
方国民说，那房东当时就跪了下来。
中国人崇尚隐忍，善于自嘲，提倡宽容，但在被深深伤害和侮辱的时候，并不会放弃选择抗争和反击的。
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更多的技巧和表达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拨开迷雾，看到真相。
在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方国民的儿子在摄制组的牵线下来到英国，拜访了当年救了方荣山的那位五副罗伊的孙子。
两个后人看了罗伊当年的很多资料，然后紧紧握手，罗伊的孙子很感慨：
“这个圆终于画完整了。”
这一刻，让我想起了1912年5月，那位叫科丽尔的女士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
她在证词的最后一段，回忆了当时船上五副罗伊说的一句话——之前罗伊也说过不如放弃方荣山的话。
“我看到罗伊先生惊讶得目瞪口呆，他嘟囔着：‘啊呀，我真不好意思说了那些话。只要有机会，我保证还会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