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每一位女性从初潮到绝经，要用掉一万多片卫生巾。”
这一万多片卫生巾里，或许会有翻新后二次销售的，有使用黑心棉的，有偷工减料长度不达标、pH值超标的。
缺乏质量保障的卫生巾会引起渗漏、造成瘙痒，但那些隐秘的灼痛和尴尬，往往难以言说。女孩们被教育用“大姨妈”指代月经，相应地，卫生巾被称为“姨妈巾”，她们的卫生巾藏在黑色塑料袋里，在课间去厕所时则悄悄把它藏在裤兜里。
而在中国部分地区，根据中国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的统计，有约400万12岁至16岁女童因经济原因，处于无卫生巾可用的状态。
2020年，每片平均单价两毛钱的“散装卫生巾”引发热议；今年的“3·15晚会”上，“翻新卫生巾”被曝光——随着月经这一长期隐身的话题进入公众视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对于卫生巾这个“20世纪影响人类生活的最重大发明之一”，我们的了解仍十分有限。
如果没有卫生巾，女性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世界上第一个卫生巾品牌高洁丝（Kotex）1922年推出的广告。（图/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日本社会历史学者田中光20年前开始搜集有关女性卫生用品和月经观的史料，最终写成《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一书：卫生巾问世前女性怎么处理经血？不同文化的月经禁忌从何而来？日本最早的一次性卫生巾是如何诞生的？广告里的经血为什么是蓝色的……
“讲述女性的历史时，‘女性卫生用品’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田中光说。卫生巾的历史，也是一段“女性解放史”。只有当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能够被坦然讨论，当安全、普惠的经期用品不再是奢侈品，那些为一万多片卫生巾困扰的日子，才会真正成为历史。
“40年，久等了！”
在调研日本卫生用品历史的过程中，田中光发现，日本现代一次性卫生巾鼻祖——“安妮卫生巾”的开发者，是一位27岁的年轻女性，她叫坂井泰子。
去年，中国卫生巾市场爆发的偷工减料事件不仅暴露了产品质量问题，还引发了对行业性别结构的广泛讨论。网友发现，中国消费市场份额排名前十的卫生巾品牌——包括护舒宝（宝洁）、苏菲（尤妮佳）、七度空间（恒安国际）、高洁丝（金佰利）、ABC（景兴健护）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其品牌创始人均为男性，且核心管理者鲜少见到女性的身影。
这一现实，让60多年前坂井泰子的存在更显珍贵。泰子出身于富裕家庭，20世纪60年代，当98%的日本女性仍在经期使用脱脂棉时，她已经是美国高洁丝护垫式产品的忠实用户。然而，泰子发现进口的卫生巾用品并不适合日本女性的体型，她希望能打造一款让日本女性舒适度过经期的卫生巾。
坂井泰子。（图/《周刊女性》1962年2月14日刊）
“换做平时，我肯定会为创意物色合适的企业，而不至于亲自下场。但事关女性用品，而且还是经期用品，我觉得还是由女性来做会好一些。”接受女性杂志《主妇之友》采访时，泰子这样表示。她创办了安妮公司，并成为那个时代罕有的女性社长。
基于307名女性试用员的反馈，安妮公司决定将产品做成“厚且大”和“薄且小”的组合，每种各6片，独立包装，便于随身携带。这些如今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设计，在当时却是巨大的创新。
1961年，“安妮卫生巾”正式上市，打出“40年，久等了！”的广告宣传语——高洁丝诞生40年后，日本女性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次性卫生巾品牌。当时，《安妮日记》一书被改编成电影后大火，其作者安妮·弗兰克将月经称为“甜美的秘密”。泰子希望扭转当时人们将“不洁”与月经紧密关联的观念，于是，她将这款卫生巾命名为“安妮”。
每盒共12片的安妮卫生巾售价100日元，比此前用脱脂棉制成的卫生棉条贵一倍，但问世首日，300万盒卫生巾迅速销售一空。安妮卫生巾的出现，在日本被视为重要性远超人类登月、火箭升空的划时代事件。
安妮卫生巾上市时的广告。（图/《生理用品の社会史》）
“哪能输给一个女人”
“坂井泰子从女性立场出发，考虑到日本全体女性的利益。我觉得这正是‘地位高则责任重’的典型。”田中光说道。在梳理日本女性卫生用品的发展过程时，她对安妮公司的兴衰有所了解，更体会到在男性主导的文化和商业社会中女性创业和经营女性产品的困难。
安妮卫生巾问世不到5年，日本就出现了300多家生产女性卫生用品的新公司。其中，对安妮公司最具威胁的挑战者是大成化工旗下的“Charm”（后更名为尤妮佳［Unicharm］）。其创始人高原庆一朗曾直言，抱着“哪能输给一个女人”的想法，他提出了“超越安妮”的口号。1971年，打通大型商超渠道的Charm终于实现目标，在销售额上超过了安妮。
田中光在书中评价道，坂井泰子是个不太在意收益的人，推出卫生巾的初衷是让女性过上更舒心的生活。高原庆一朗则是一个以“成为行业老大”为目标的创业家。正是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使卫生巾的发展步入了正轨。
而后几年，日化巨头花王进军女性卫生用品市场，推出第一款使用“高吸水性聚合物”（SAP）的卫生巾。这一创新材料，日后成为轻薄型卫生巾不可或缺的部分。1993年，安妮公司并入狮王公司，坂井泰子的时代就此落幕。
不可否认，坂井泰子身为企业家而野心不足，确实是导致安妮公司走向衰落的部分原因。安妮公司前员工表示，泰子并不看重利润，也不执着于持有公司。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在那个年代乃至今日，相比于同辈男性创业者，性别不友好的商业环境让坂井泰子更难建立行业人脉——公司通常由男性主导，也让她承受了更大的舆论压力。
正如国内卫生巾行业频频曝出质量问题之际，公众呼声却并非期待女性创业者破局，而是习惯性地喊话由小米的雷军来“整顿行业”；央视“3·15晚会”曝光行业乱象后，东方甄选官宣将推出自营卫生巾产品。甚至连黄子韬也在直播中宣布，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要跨界做卫生巾。
电影《印度合伙人》中，作为丈夫的男主角承担了卫生巾的设计、生产、推广、销售等全业务链条。（图/《印度合伙人》）
女性虽然是卫生巾的核心消费者，却长期被排除在行业标准制定和产品决策之外。坂井泰子的创业故事恰恰说明，卫生巾行业中女性的失语和“隐身”，并非简单的商业问题。
田中光告诉我们，安妮公司落幕后，日本卫生用品制造商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近几年，也有女性创业者尝试进入这一领域，但还未能撼动行业巨头的地位。
创业者早川五味在就读于多摩美术大学期间，就创立了专为平胸女孩设计的内衣品牌“Feast”。但当她转向卫生产品时，却找不到一家愿意代工的工厂。她被拒绝的理由是：卫生巾生产设备数量有限，现有企业产能已经爆满。自建工厂需要大约10亿日元的巨额投入，最终，早川五味不得不选择与尤妮佳合作。如今，尤妮佳和花王集团占据了日本约80%的卫生巾市场份额。
早川五味的同学Mina设计的性别友好卫生巾。（图/Mina）
从“甜美的秘密”到“一起来谈谈月经吧”
尽管安妮卫生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用“安妮日”代指经期的说法如今看来也显得陈旧，但在那个将月经视为禁忌的年代，安妮卫生巾以革命性的姿态，把月经话题拽到阳光之下，将其视为“甜美的秘密”，颠覆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羞于启齿”“藏着掖着”的月经观。
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月经禁忌”，最早可追溯至平安时代的宫廷，而后通过佛教等渠道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到了明治时代，国家出于富国强兵的目标，曾试图扭转这一观念，强调“月经乃妊娠之本”，只有“健康的母体”才能生出更多强壮的士兵和劳动力。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日本各地仍残留着把经期女性隔离在“月经小屋”的习俗，至今也有经期女性不能去神社和寺院参拜的说法。
在《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中，田中光梳理了安妮卫生巾从1962年到1971年间投放的几十篇广告，从中我们也能发现安妮公司自身的月经观变化，以及它如何凭借商业广告推动了女性身体的启蒙。
“安妮日”成为经期的代称。（图/yoi）
早期广告如“无需担心的5天”“大胆穿白裙，时刻自由自在”，着重从安全放心的角度出发，强调产品实用性；1968年推出的卫生棉条广告，则“露骨”地出现了“处女膜不是膜，而是褶皱！”这样的内容。到了1971年，安妮广告的内容更进一步，开始传播正确的性知识和经期管理方法。
大众媒介应如何呈现月经，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受限于时代认知，安妮卫生巾的广告策略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譬如没有直接使用“月经”“生理期”的说法，在广告中用蓝色液体表现经血也是安妮的首创。
而在中国，根据中广协《卫生巾广告自律规则》的非强制性规定，用以演示被卫生巾吸收的液体，颜色不应为红色或与之相近的颜色。此外，卫生巾广告播放时段应避用餐时间，也不宜在面向少年儿童的媒体或栏目刊播。
田中光认为，在月经长期被视为禁忌的背景下，“如实表现”经血确实至关重要。但暴露一切并非扫清禁忌的绝对条件。安妮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改写了日本的月经禁忌，而其广告中“连‘血’字都不会使用”。
2011年，护舒宝在美国的广告因在卫生巾中间加了一个红点而引发轰动。（图/always）
“认为把月经和经血原封不动地表现出来，就能消除月经禁忌，这样的想法缺乏依据。”田中光说，考虑到有些人确实会从“血”联想到受伤、死亡等负面词汇，电视台和厂商用蓝色液体来表现血液，可以说是社会“最大公约数”普遍能接受的折中方式。
“就像有些人在约会时不好意思说‘我要去洗手间’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存在差异，是很自然的。”她也补充道，日本过去习惯于把使用过的月经用品扔进“污物桶”——有人批评这样的称呼会增强“月经不洁”的意识。因此，近年来这类容器被更名为“卫生盒”或“厕所角”。但在田中光看来，经血和沾有血液的纱布、绷带一样，同样可能成为传染病的媒介，将认为“经血不洁”和“月经不洁”的观念混为一谈，反而会加固社会对月经的避讳。
“如果赋予月经过多的意义，到头来束缚住的反而是女性自己。”田中光强调，我们应把月经视为“单纯的生理现象”来谈论，了解月经迄今为止如何被遮蔽、被污名化，又如何被重新看见，并以理性科学的方式加以宣传。
当然，这些讨论的前提，是日本社会对月经议题有了较为深厚的认知基础。《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日文版在2013年首次出版时，相关文献仍然十分有限。此后十余年间，田中光明显感受到，“月经”这一话题在日本公共空间露出的机会越来越多。受全球“月经平等”运动和女性健康科技浪潮的推动，2018年前后，日本出现了“来谈谈月经吧”这类社会活动。
流行文化也在助推月经话题的可见性。漫画家小山健的作品《生理酱》将“月经”拟人化为一颗粉色爱心吉祥物，当女主角面对无法理解经期痛苦的男上司时，“生理酱”便会使出必杀技“月经拳”，让对方切身体会来月经的不适。这部漫画在网络上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还被改编成真人电影。
《生理酱》中，用相扑选手的体型来比喻月经量。（图/《生理酱》）
在企业层面，行业头部公司尤妮佳于2019年启动#NoBagForMe#项目，倡导公开讨论月经话题，鼓励女性在购买生理用品时，无需再用纸袋遮掩。该项目还开设了“适合所有人的生理学培训”，面向数百家企业和团体提供关于月经和女性健康的课程，促进职场和社会对女性生理需求的理解和支持。
与中国类似，“月经贫困”问题在日本同样存在，部分女性因经济贫困或监护人忽视而难以获得卫生用品。据田中光介绍，这一现象在新冠疫情后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政府采取了免费发放卫生用品等对策。如今，日本几乎所有公立学校的女厕都配备了卫生巾。
“商业主义对女性卫生产品的发展功不可没，而‘想真正改善女性生活’的呼声同样不可缺少。”要打造真正安全、舒适、有保障的卫生用品，需要企业、政府、社会全方面的协作，正如田中光在书中所总结的，女性卫生用品不仅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月经观和女性观，更能反衬出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面貌，称之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也毫不为过。
日剧《御上老师》中，担任班主任的御上老师为班上一名面临“月经贫困”的女生购置了大量卫生巾。（图/《御上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