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补贴有用吗？

【来源：虎嗅网】

这两年，拥有伊利蒙牛的呼和浩特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它给全国的孩子生产了最多的奶制品，但自己的新生儿却不够了。

2023年，呼和浩特的出生率从两年前的6.85‰降到5.58‰，该年死亡人口首次超过出生人口，人口自然增长转负，人口警铃拉响。

2025年3月13日，呼和浩特推出了全国力度最强的育儿补贴政策：一孩一次性发放补贴1万元；二孩补贴5万，每年发放1万直至孩子5周岁；三孩补贴10万，每年发放1万直至孩子10周岁，此外，三孩还可以拥有择校选择权。

而国内第一个加码生育相关补贴的，是昔日钢铁重镇、五线移民城市攀枝花。2021年，攀枝花在全国范围内最先推出真金白银的育儿补贴发放，当地家庭二孩、三孩分别可以领到1.8万元，每月发放500元直至孩子3周岁。

不过政策反响一般，虽然攀枝花连续四年常住人口增长，但2022年出生人口继续减少，2023年才略有回升，2023年6.81‰相比2021年的6.95‰，只能说拖住了生育率的恶化。

真正补贴到位的，其实是位于湖北中部的五线城市天门。

与全国出生人口走势不同，从2016年起，天门的出生人口就已连续下降了8年，2024年生育相关补贴政策推行后，当年天门出生人口7217人，相比2023年增加了1050人，同比增幅高达17%。

以天门当地一个三孩家庭为例，补贴包括一次性生育奖励3000元，产假补助4800元，按月发放合计育儿补贴3.6万元，基础款的生育购房补贴12万元，如果是产业工人购房补贴还可以额外增加6万元，外加其它医疗福利，合计可以获得超22万元的补贴。

要知道当地平均房价5000元左右，如果是小镇上相对便宜的地段，40万元便可以购入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对于三孩家庭，其中近一半可以由购房补贴来覆盖，大大减轻了压力。

可以看到，从攀枝花开始，到天门、呼和浩特，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都开始尝试使用“生育补贴”这个手段，来达到一个目的：让一部分人先生起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行城市开始提供反馈数据，“生育补贴”的全面推广政策似乎已经箭在弦上。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补贴真的能拯救生育率吗？

名目繁杂的各项补贴到底是什么？

在尝试回答有没有用之前，我们先厘清这些名目繁杂的生育相关补贴到底是什么？这些补贴与职场女性生育后会收到的一笔“生育津贴”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先说生育津贴，它是对女性因为生育离开工作岗位造成收入减少的一种补偿，相当于是休产假期间的工资，津贴标准各省市略有不同，以上海为例，金额相当于个人半年工资。

生育津贴包含在生育保险政策里，推行和实施很成熟完善，如果用人单位缴纳了五险一金里的生育保险，那津贴就由社保支付，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津贴需要用人单位给足。

如果说生育津贴是兜底性质，那生育补贴和育儿补贴就是做激励，它们分别对应“生”和“育”两个环节，目前都是各地自行制定补贴标准。

生育补贴是政府对生育子女家庭的一次性奖励，根据生育孩子的数量不同激励不同，有的地区只对三孩家庭做发放，有的对二孩家庭也发放。

育儿补贴，有长期持续的特点，按年或者按月发放，时长从1年到10年不等，这回呼和浩特就把三孩的育儿补贴标准拉到了10年的长度。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孕妇产检、分娩等给予的医疗补贴；围绕学前教育给予多孩家庭的学前教育补贴，例如甘肃临泽县，二孩给到1000元/生/学年的补助，三孩补贴标准提到2000元；还有2-3岁孩童的托育补贴，有的地区给到家庭，有的补贴托育机构；对于多孩家庭，部分地区还推出了住房现金补贴，湖北天门就是典型。

上面提到的各项补贴，都是现金补贴。除了现金补贴之外，产假时长、多孩家庭税收减免等，也是生育福利里的一部分，只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都不如给钱来的直接、有效。

育儿补贴的“目标用户”们是谁？

各地纷纷踩油门做政策加码的时候，会有多少家庭会响应号召呢？

这其实跟生育革命所处阶段有关系[1]。在生育革命的阶段划分里，每进入下一个阶段，总和生育率水平就会出现质的变化。

总和生育率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女性在其适育年龄期间，平均每个女性将会生育的子女数量。如果值在2.1左右，意味着子女数量足以替代父母双方，人口数量将保持稳定，这个水平也被称为“更替水平”。

第一个阶段是死亡率转变驱动阶段，受益于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的进步，人们不再需要用更高的生育率来抗衡死亡率，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会逐渐下降，整体保持在3～5之间。

第二个阶段是生育意愿转变驱动阶段，随着社会进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功利性的生育观念逐渐被改变，总和生育率从3逐渐降到2左右，如果保持住，社会会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更替水平”状态。

但很“不幸”，经济发展带动一系列成本的提高，推着我们迈入第三个阶段——生育成本约束阶段，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到2以下。

要做区分的是，这个阶段的群体不是因为结婚、生育意愿降低，而是成本提高导致了愿意生育的人们受到客观限制无法多生育。

这个成本，既包括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也包括因为生育而不得不放弃其它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

在此阶段里，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的人群，才是各个地方推出补贴政策重点要拿下的“目标用户”。可问题又来了，各个地方的补贴资金够吗？

我们知道，生育成本，成本大头都在“育”这个环节里。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统计数据，如果按收入水平划分的话，把一个孩子养到成人，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成本达到130万元，低收入组家庭平均成本13万元不到，富养和不得不穷养之间，是至少十倍起步的差距。

以呼和浩特三孩10万元的补贴标准为例，对于高收入家庭可能并不在意，但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这是一笔非常有价值的成本覆盖。

按照全国平均养育成本54万元做个简单计算，平均每年支出约3万，呼和浩特三孩每年给到1万补贴，在孩子10岁以前足以覆盖掉30%的成本。

国内不管是从政策的实施城市数量，还是实施时间长度来看，可待观察的样本量还是太小。

但放诸全球，以欧洲各国、东亚日韩为代表的过河石头们，同样经历过上述的生育革命阶段，并用他们短则30年、长则10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托住生育率这事缓不得，给慢了会错过黄金窗口，给少了反而是财政浪费。

海外经验：给对人、慢不得、不能少

2024年，韩国总和生育率掉到了0.72，垫底全球，全国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但纵观韩国历史，过去40年整整错过了3次弥补生育率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1983年，人均资源受限的韩国在一系列人口控制政策下，该年总和生育率降到了2.06，但全国上下推行的依然是“防止人口爆炸全国国民决议”运动，之后十年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7附近徘徊。

第二次是在1995年，意识到出生人口苗头不对的韩国政府开始调整“生育抑制”政策，调整节奏晚了不说，在政策宣传上也偏保守，更多放在提高生育质量上，而没有扯着嗓门喊鼓励生育。

可以想见，韩国生育率继续下滑，2005年到了1.08的历史低位，政府到这时才下定决心推出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

第三次就是在2005年，甚至之后的每一年都在贻误时机，韩国政府在应该大力花钱补贴生育的时候抠抠搜搜，导致了生育率的不可逆。

2024年底，韩国对家里有2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单孩两年内合计补贴9万元，虽然是史上力度最强，但对比韩国国内激烈的内卷氛围、高昂的首尔房价，以及早在2013年就接近8的成本收入比，依然是杯水车薪。

日本相比韩国在现金补贴上更大方，政策效果也更有效。

从政府支持家庭生育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看，2019年，日本从2000年的0.5%提高到了1.9%，现金补贴占比0.66%；韩国从2005年前后的0.5%提高到1.5%，现金补贴占比仅0.32%[2]。日本托住了生育率的下滑，1980年日本生育率在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日本+四小龙）中垫底，现在反而是第一。

但日韩整体给到的支持力度对比欧洲国家们还是不够，东亚两国都是采取渐进式增加补贴的方式，错过了最佳的生育率调整期，尤其韩国，磨磨蹭蹭反而是对财政的浪费。

要知道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欧洲促生育优等生，政府整体支持家庭生育总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5%，光是现金补贴部分占比就到了1.3%。

法国的有效经验主要来自入坑够早。它是全球历史上最早面对生育水平下降难题的国家。

主要受战争影响，法德在1900年都处在4000万人口水平，到了一战前夕，德国人口达到了6700万，而法国只有4000万，为此法国在百年前，就开始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试点。

时至今日，法国是欧洲乃至全球在促进生育这事上做的最好的国家，也是进入2000年以来，欧洲唯一一个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0水平的国家，近几年还能托举在1.8左右。

总结法国经验，充分践行一条原则：对低收入家庭，多搞现金补贴；对高收入家庭，多推税收优惠。

在法国政府官网给到的补贴分类中，补贴人群无一例外都做了低、中、高的区分，激励设置上对中低收入、无工作者的补贴力度也更大。以3孩家庭为例，从孩子出生到21周岁，粗略估算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可以累计获得12.5万欧（约90万人民币），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约18万欧元的现金补贴。

对照前文我们提到的平均养育成本分组表格，法国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标准，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基本可以覆盖我国40%的中低收入家庭育儿成本。

但欧洲里也有开摆的国家，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在生育上的各种支持力度都在欧洲垫底，两国对应的生育率水平也一直排在末尾。

尾声

综合国内外的经验，生育补贴的正确使用方式已经很清晰地写在了考卷上：

给得早、给得足、给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