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埼玉县朝霞市的朝霞台，一家原本生意不错的情人旅馆，悄然改装成了殡仪馆。
这一悄然改装，信息量大且极具象征意义：
老龄少子化，死人压倒了活人。
生的欢快，转向了死的坦然。
显然，从摇篮到墓地，朝霞台成了“老去日本”的一个缩影。
对这件事，日本人在SNS上也纷纷留言：
“太奇特了，见证了生命的开始到结束。多少年后，这栋建筑或许就成世界遗产了吧。”
“从制造生育的设施变身殡仪馆，这就是所谓的老龄少子化吧。”
“在这里受精，在这里送终，一种有始有终的日本美。”
确实，作为日本的最大“国难”，恐怕就是无法止跌的少子化吧。去年，日本的出生数是72万988人。连续9年刷新历史最低记录。如果不包括外国人的出生数，显然已破70万大关。去年的死亡人数为161万8684人。一生一死，相差89万7696人。也就是说，一年内，日本消失了一个和歌山县的人口（88万4000人）。
少子化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国难”（图｜库索）
今年1月，日本社会学家古市宪寿在《周刊新潮》撰文说，有一年他与老记者田原总一郎一起，见到了当时的政治家石破茂。当面，古市宪寿向石破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政治家对少子化对策缺乏兴趣？不善虚假的石破说了大实话：“因为即便婴孩有所增加，到能有投票资格也要18年以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不是政治家了。”（参见《周刊新潮》2025年1月23日号）石破首相是鸟取县人。去年鸟取县人口数降到53万469人，比东京都江东区（53万9647人）的人口还要少。或许作为首相，石破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今年3月3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石破说，“去年的出生人数是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我思考了很久，至今仍没有答案，但如果问什么与人口下降率呈正比例，那肯定是结婚率。我不想说这是好还是坏，但就日本而言，有结婚就有出生。结婚率越低，人口减少就越多。”
显然，这里的思路依旧是结婚生子。结婚，才能生子。虽然老套，但不能说这个思路是错的。不过，还是留下诸多疑问：前岸田政权也已提出了“异次元少子化对策”，过去的30多年间，日本政府也多次出台少子化对策。诚意，不可谓不足，力度，不可谓不够，福利，不可谓不厚。但为什么出生数还是一路下滑，而且一年还比一年少？换言之，为何不见成效？
原来，从一开始，日本所有的少子化对策都是在“结婚生子”这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结婚才能生子，反之，不结婚就不能生子。按照这个逻辑，非婚和婚外是不能生子的，即便生了，在阳光下也是歧视一大堆，吓得你不敢再生，或者吓得你赶紧把这个“子”隐藏起来而成“隐子”（注：日语里有“私生子”之意。）。而“隐子”当然是不能堂堂的为缓解少子化贡献数字的了。
其实，放眼后现代的日本社会，“活出自己”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年轻女性不会轻易就范婚姻因而变得更为挑剔也更加小心翼翼，从而导致“弱势男性”越来越多。价值观自由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本无法阻挡。为此日本人也无法回到大多数男人都能结婚的“美好昭和”时代。但即便是美好的昭和时代，三岛由纪夫在1957年就写了令人心动的不伦小说《美德的动摇》。小说中作为人妻的节子，她优雅无比，也官能十足地主动献身，成了有着矫健身体的土屋的情人。最终有一天她突然发现：美德使人变得那般孤独，而不道德反而像手足一样和睦相处。于是“她仅仅梦想着她那令人自豪的洁白细腻的肌肤，偎依在土屋那布满汗毛的结实的肌体旁边。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觉醒，是一种干爽的感觉，就像在寒冬的日子里用崭新的厚毛巾擦拭沾满盛夏汗水的肌肤那样的感觉。”（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本《美德的动摇》）这样看，仅仅靠结婚生子翻盘少子化，是绝无可能的。如果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日本的出生数还会一路下跌，跌破1亿人口也并非很遥远。所以，面对少子化，必须要有新思维新对策，不能被观念上的那个“伦”，再继续捆绑。
写有畅销书《括号里的日本人》的作家橘玲，前几年为周刊杂志撰文。他直言从不伦骚动就能看明白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原因何在了。他说，已去世30多年的大受欢迎的政治家田中角荣，有一个被称为“越山会女王”的情人。这位“女王”情人作为“幕后将军”掌控着政治家的票仓和钱袋。但这件事在当时完全没有被视为问题。后来，作为正妻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坦白了“父亲的不伦”，而情人的女儿则告白了作为“情人的孩子”的种种境遇。为此，橘玲坦言，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不伦环境，比现在要宽松多了。现在的单身女性，看到一连串的不伦被曝光后的骚动，聪明的她们只有一个想法，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没有什么好事了。最后，他写道：“我终于看清楚日本少子化如此深刻的原因了。”
日本高龄化严重的村落，逼真的稻草人（图｜库索）
这里，橘玲将少子化原因的视线，部分地投向了不伦。言下之意：正是因为对不伦的太“政治化”，导致了少子化的深刻化。确实，这里有一大块重新思考的领域。少子化与不伦，表面看似乎并无关联。但是当正统的“伦”——结婚生子还不能缓解少子化的时候，是否作为一种可能性，或者作为一种不鼓励不反对的一种内驱之物，默认不伦的存在与之生育之间的关联性？伦与不伦，在生殖解决少子化问题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根本无法接受的思考维度。除非，少子化还不够深刻。除非，并不存在所谓“国难”的问题。确实，婚姻与爱关联，但生殖，未必都与爱有关联。如果爱的结果只能走向婚姻，那么，这个国家的少子化将不可逆转。
日本有两位同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女性学者，一位叫中野信子，是脑科学学者，一位叫三浦瑠丽，是政治学学者。她们两人合著了一本对话体的书，叫《不伦与正义》（新潮社2022）。这两位学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论点是：难道有爱的不伦，也是不可接受的吗？如是这样，那不伦现象为何屡见不鲜？根据2020年的一项调查，在日本，超过40%的男性和超过30%的女性，与情人或婚姻伴侣以外的人发生过性行为。尤其是“已婚职业女性”的不伦呈上升趋势。那么，为什么只有名人的不伦（婚外情）受到抨击？所谓的“伦”应该战胜不伦吗？什么是婚姻制度？什么是人类本能？不伦真的不能为缓和少子化贡献点什么吗？笔者读了这本书，感到新意满满。
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两位女性学者——中野信子和瑠丽合著的《不伦与正义》，新潮社，2022年
专业是脑科学的中野信子，将人视为始终处于状态下的人。她从人脑的构造和脑内物质的作用等，分析不伦永远不会消失，是因为人的大脑会分泌出一种愉悦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来得快，去得快。所谓去得快，是说人很容易对原本爱的对象产生厌倦。这就决定了人的视线总是在外面寻觅能使自己产生愉悦的对象。所以尽管不伦一旦曝光，即便不是名人，也会失去社会信誉和家庭，还有巨大的经济风险，如慰谢料等。但这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根本原因。其实，到此为止，中野的“不伦大脑构造说”，前人也有所言。不过，她出彩的地方在于因此看出了一种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结论化，即“人类的大脑机制并不适合一夫一妻制”。她说，在我们漫长的进化史中，“不伦＝恶”的伦理观的出现，直至晚近才在人类社会中扎根。即使在今天，我们人类中仍有约50%的人具有“不伦型”的遗传因子。
作为政治学者的三浦瑠丽，则从社会文化层面入手，导出我们无法保证爱永远不会结束。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为什么我们愿意主动选择结婚这一约束框架来约束自己？如果目的是为了维持生活保障，抚养子女和同志关系，那么就应该把性作为一种独立的自由意志分离出来。为此她认为，结婚是在“设定统一的夫妇形象”的基础上，国家介入私人生活的制度，现在差不多是该结束的时候了。虽然有人认为自己保持了婚后的忠贞，但不公平的不伦行为到处都是。如果认为这就是社会生活的话，那你也可以抛弃所谓的“伦”而不伦。这位1980年出生的美女学者说，我相信，爱只有付出真心才有价值，但人类历史表明了爱的不可能性。不过明知如此，爱的行为并非毫无意义，这其中就包含了不伦的行为。
确实，一般而言，不伦倒反是纯爱占多。因为它没有结婚目的论的计算和压力。虽然，它不连接生育，但如果社会共识和人的意志力发生变化呢？人类的婚姻制度，原本是以人生50年来设计的。20多岁结婚，夫妇相守20多年，人生结束。这个时间跨度，还勉强适合人类的心理结构。现在人生是100年，甚至最近日本又提出人生120年的口号。
日本倡导“人生100年”，最近又提出“人生120年”的口号（图｜库索）
20多30岁结婚，夫妇要相守70年甚至90年。你说，这如何相守？如果婚姻对象不发生变化的话，这种相守，还不能使近代家庭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吗？恰恰也是这种人生变长的相守，吓坏了适婚期的年轻人。人生，太长；婚后，太长。想想就可怕。赶快逃吧。还结什么婚。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去年再出新书《寄生的难婚社会》（朝日新闻出版)。山田在书中说，夫妇形同路人，这在日本社会是一个不能言说的禁忌。所谓“难婚”表现在结婚难、未婚难和离婚难的“三难”上。
山田昌弘新书《寄生的难婚社会》，朝日新闻出版
多少年前，日本知名男星石田纯一说过“不伦是文化”，掀起舆论大浪。骂声压倒赞声。但现在看这句话，并无过错。只要再看看10多年前东野圭吾小说《黎明破晓的街道》中的一段话，就会明白何谓“不伦力”：
重复着谎话和演戏，我的神经已被折磨得无比脆弱。肯定有人会说，既然这么累，这么痛苦，就不要搞不伦了。没错，这话完全正确，我也很清楚。但当躺在床上，熄灭床头灯，一边注视着黑暗一边回想和秋叶度过的时间，我就彻底淹没在无比的幸福中。我甚至觉得只要陷入这种魔法一次，就能克服任何艰难困苦。
东野圭吾小说《黎明破晓的街道》
日媒《现代商务》在2022年发文，披露日本的北关东地区有个人妻团体，叫“不伦互助会”。这些入会的会员，个个身体力行，提供安全安心的环境，互相掩护，帮助更多的人妻践行不伦，享受婚外情的乐趣。记者采访互助会的核心成员、41岁的由美子，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回答说，不伦是现代社会“必要的恶”。
搞不伦，就需要场所。从2023年的统计来看，日本全国情人旅馆数超过了5000家。其中旅馆数最多的是佐贺县，20岁以上人口每10万人占10.59家，其次是宫崎县9.42家，第三位是福岛县8.93家。每10万人旅馆数最少的是神奈川县2，56家。情人旅馆数与出生数有关联吗？为此，日本人也作了调查，结论是：情人旅馆越多，出生率就越高。那么，是哪些对象时常出入情人旅馆呢？一位在千叶县经营5家情人旅馆的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说，支持我们事业的是一大群男女“不伦军”，是他们支撑了的情人旅馆。我们现在年营业额达4亿3000万日元。
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早在10年前说，是国家决定了女性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避孕药问世后的20年里，日本一直不允许销售，即使部分解禁后，也仍然严格要求医生处方。而伟哥的解禁大约只用了三个月。为此，上野不快地说，“男性的性能力得到肯定，女性的性能力受到控制”，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其实，这里确实有国家的考量。法国思想家安托瓦内特•福克早在上世纪就提出“妊娠是伦理的范式”的命题。不受控制的避孕药，会使得少子化加剧，“母性”弱化也会更深刻。所以，如果说放出伟哥，是为了缓解少子化，那么控制避孕药，同样也是为了缓解少子化。当然，这为72小时紧急避孕（如遭遇强奸等）带来麻烦，但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牺牲吧。
思路若从这里展开的话，想起中野信子还写过一本书，叫《人为什么不能原谅他人》（アスコム2020）。她说，人之所以无法原谅他人的思维模式，源自于人的大脑。“正义中毒是大脑的一种机制，任何人都可能陷入这个状态中不能自拔。”这样看，不伦是否也是一种中毒，也是源于大脑的一种中毒机制？既然不伦伴随人类无法消失，那么将其作为出生数的第二大实体又如何？明白了这些事由，政治家们就应该讨论和设计出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和规范。结婚的伦是伦，不伦的伦如何也是伦呢？不浪费任何值得珍惜的每一次男女间的性事，是否也是缓和少子化的一个出路呢？放眼看，凡是少子化缓和较好的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英国等，都是合计特殊出生率比较高，换言之，也就是婚外子和非婚子比例比较高。而日本在这方面的比例是出奇的低。
街头倡导日本结婚生育的选举海报（图｜库索）
想起2014年日剧《昼颜》里的一句台词：“要不是有了野男人，谁会甘心替丈夫洗内裤。”是呀，如何使不伦大国的日本不伦合法化？或许有世间和背德的压力，无法如愿。但在合法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处，如何生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对策，考验着日本人的智慧。好在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基本都是在模糊的本音和建前之间进行的。这正如日本性别研究领域先驱、上智大学名誉教授目黑依子在《少子化的性别分析》一书中说：“别去管孩子父母是不是法定夫妻，也别去纠结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只要建立起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的社会机制，以及在多样化家庭形态下养育孩子的社会共识，少子化问题应该也能迎来破题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