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虎嗅网】
2023年12月，我们发布的《休学潮席卷小学生：每天只睡5小时，熬不动了》一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登上微博热搜，话题浏览量突破1.9亿，数万网友参与讨论。文章提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因学业压力选择休学，重新引起了公众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
时隔一年，休学问题依然未见缓解。《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揭示，53.85%的情绪障碍青少年曾经历休学，平均休学次数达1.71次，学习压力与家庭环境为主要原因。不少父母在社交平台倾诉，休学后子女愈发沉默，拒绝沟通，手机成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绝望情绪愈加蔓延。
休学的孩子们究竟何去何从？回家休养能否缓解症状？在家庭与学校之外，还有哪里可以为他们提供支撑？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与青少年心理康复服务从业者盛梦露展开对话。她过去是一名记者，曾与抑郁症抗争，接触了近300名休学青少年，其中有些孩子无处可去，甚至为了寻求陪伴主动入住医院精神科。
2021年，盛梦露正式投身青少年心理康复事业，与朋友老邹共同创立“绿汀小屋”，用来安顿休学的孩子们。“绿汀小屋”至今已接纳约160名青少年。在这里，孩子们通过阅读、举办演唱会、策划摆摊、徒步野营等活动，渐渐修复内心的创伤。
“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盛梦露强调，真正的康复并非重返校园，而是学会与症状共存，继续生活并实现个人价值。这个过程很难，但她相信，只要提供适宜生存的土壤，孩子们终将能够挣脱黑暗。
休学后的孩子，无处可去
在记者生涯的第二年，盛梦露发觉自己“病了”。
表面上，生活似乎一切如常。她在一家知名媒体工作，每天照常上班，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然而，下班回到家后，她闭门不出，拒绝社交，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反复被混乱、孤单和压抑的情绪吞噬，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像被一个无形的玻璃罩困住”，与外界有种隔离感。
快感丧失，与外界隔绝，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确诊后，经过两年的药物治疗，她辞去了工作，换了新环境，与朋友同住，并建立了一段亲密关系，才逐渐走出阴霾。回想这段经历，她意识到病根或许在青春期就已埋下，只是当时缺乏导火索，它被压抑着、强撑着过来了。
盛梦露将自己与那些陷入心理危机的青少年的关系形容为“病友”。尽管年龄、病因和症状各不相同，感受却是相通的。同为“病友”的媒体人张进，是她在职场上的前辈，创办了抑郁症互助平台“渡过”。通过这个平台，盛梦露接触了上百位因抑郁而休学的青少年。
在与他们谈心和交流中，她深刻体会到：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危机比成年人更具无力感，他们深受环境左右，却缺乏足够的力量和资源去挣脱束缚。
试想，当一个孩子在学校承受压力，回到家后，父母也无法理解他。他挣脱不了学校和家庭的枷锁，因为他的生存高度依赖这两者的支持。曾有一个孩子向盛梦露倾诉，他不喜欢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与父母的关系也很紧张，无法摆脱的处境让他更加痛苦。
长期的心理压抑直接反映在身体上。孩子们开始出现腹泻、头痛、呼吸困难、胸闷等躯体化症状，随后情绪逐渐失控。并非所有家长都能敏锐察觉到这些信号，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报告》显示，超过四成的孩子在主动求助3次以上后，家长才会带其就医。
随着焦虑和压力的不断累积，许多青少年采取了自残行为。盛梦露在《一席》演讲中分享了17岁女孩彦君的故事。彦君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已休学一年。某次不慎割伤手后，她看着流出的血，竟从中感到一丝解脱，此后便用小刀反复割伤自己的手臂。
彦君的经历并非孤例。在盛梦露接触过的青少年中，甚至连不少未被确诊的孩子也在通过自我伤害来缓解情绪压力。
压垮孩子们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是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考试成绩不理想，被家长或老师批评，存放作业的U盘丢失……这些小小的挫折会瞬间引爆积压已久的情绪；有时则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从躯体化症状的出现，到渐渐抗拒学校，再到频繁请假，最终走向休学。
家长认为可能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因素，图源《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
休学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当孩子回到家后，深层的矛盾会逐渐显露。《人物》记者在走访多个休学家庭后发现，休学不仅迫使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被重新审视，甚至可能彻底改变整个家庭的格局。
许多孩子脱离学校后，短期内感到解脱，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问题：昼夜颠倒、饮食紊乱、长时间沉迷于手机和电脑，拒绝沟通，学习进度滞后带来更深的焦虑。一些孩子通过长时间打游戏来缓解痛苦，但在家长眼中，这成了“逃避现实”和“放弃自救”的象征。
时间推移，休学一年、两年……矛盾愈发尖锐。家长在长期小心翼翼的状态下，也逐渐心力交瘁。
过度指责家长并不公平。数据显示，20.2%的抑郁患儿家长面临高抑郁风险，是全国普通人群的4倍。盛梦露观察到，孩子休学初期，父亲往往更倾向于否认或抗拒孩子的问题，而母亲更容易陷入焦虑与自责。这一时期，整个家庭都需要社会的支持与理解。
家庭的紧张氛围也让休学的孩子们普遍感到“无处可去”。一位在精神科住院部的朋友告诉盛梦露，有些孩子为了交朋友，甚至会反复主动要求住院。
能否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2021年，她留学回国，朋友老邹在杭州拥有一幢四层小楼，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打造一个空间来承载休学青少年，取名“绿汀小屋”，取自附近地铁站的站名，绿色象征生机与希望，“汀”代表流水，寓意着放松和治愈。
既然青少年的困境源于环境，盛梦露希望建立一个“没有血缘的家”，将受伤的孩子们从压力与疲惫中托起，放进避风港，积蓄重新出发的力量。
0.5社会：家和学校的中间地带
“休学的你，也在寻找一个港湾吗？”
绿汀小屋的招募帖中，一群年轻人围坐在草地上，阳光均匀洒在他们的脸上，每个人的神情都透着难得的放松。
为了让新来的孩子们在陌生环境中放松，盛梦露在小屋的布置上花了不少心思：暖色调的灯光、花朵形状的灯具，活动区域铺着厚实柔软的地毯，四周摆满了可爱的玩偶。孩子们甚至可以在墙上自由涂鸦，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这个项目在国内缺少先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盛梦露和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起初，他们对小屋的定位并不十分清晰，唯一的愿望是让孩子们在这里被安全地承接。
那年秋天，小屋迎来了第一批入住者——六个孩子，四女两男，来自全国各地，最远的从新疆赶来。当时盛梦露心中还有些忐忑，但第一场破冰活动的融洽氛围，让她逐渐放下了心。
当孩子们来到小屋后，初期活动以破冰和建立关系为主，到了第二、三周，形式更加丰富，有时是摆摊创业，有时是草坪音乐节，有时是集体徒步亲近自然，节假日偶尔会举办变装舞会。
第一期来的孩子们共同创作了一部音乐MV，每个人扮演不同角色，最终的MV成了他们的集体成果。在这类“创客”项目中，小屋的住客们还创作过文艺刊物、Vlog等作品。
尽管活动丰富多样，核心始终围绕着康复的五个维度：情绪、社交、自我价值感、家庭关系和生理健康。
有些孩子不愿参与活动，或许是被家长强迫送来，或许是暂时缺乏融入团体的动力。盛梦露从不强迫他们，也不会责怪，“我们欢迎躺平，甚至会陪你一起躺”。
“不暴力，不批判，包容多元价值”是小屋始终不变的文化内核。
对于这些孩子，小屋的“陪伴者”会先与他们建立信任，慢慢走进他们的世界。“陪伴者”是小屋的新角色，一群20～30岁、有心理学相关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更容易与青少年建立联结。
“普通心理咨询师对青少年的干预频率往往只能在每周1～2小时，陪伴者和青少年交流频率更频繁，起到心理支撑作用”
“陪伴的关键在于稳住。”盛梦露曾在视频中提到，“好的陪伴，即使和孩子待在一起一句话不说，也能让人感到安心。”这意味着陪伴者需要拥有稳定的内核，才能陪伴孩子面对一切。
有些孩子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古怪”或“不讨喜”——有人会不断重复某一套动作，有人绕着车库不停地转圈，陪伴者们只是默默跟在身后。对于不善表达的孩子，陪伴者会借助情绪卡牌等工具与他们沟通。
关系的建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不同于心理咨询师按小时计算的相处时间，陪伴者与孩子是朝夕相处的“重陪伴模式”。
长时间的亲密相处带来了新的问题：陪伴者因高强度工作而疲惫，孩子也容易模糊工作与私人的界限。由于年龄相仿，甚至有孩子对陪伴者产生情感，试图突破关系成为朋友。
为此，小屋逐渐完善了规则：明确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邀请专业督导提醒团队边界的重要性，为陪伴者设立行为规范，并与孩子们坦诚讨论边界问题。如果处理得当，这或许会成为他们青春期一次难忘的成长。
前几天的一场活动中，大家聊到安全感的变化（满分10分），一个孩子分享，刚来小屋时他的安全感只有1，到了第三周，已经达到了8～9分。这样的转变，正是小屋存在的意义。
小屋走过四年，已接纳近160名抑郁青少年，盛梦露对小屋有了更深的理解，她将其称为“0.5社会”，一个介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过渡空间。这一概念由某位陪伴者提出，类似的模式在欧美被称为“中途宿舍”，本质上都是帮助孩子们逐步回归社会的一站。
康复是条漫长的道路，最终目的不是复学
进入小屋，与年龄相仿的陪伴者、休学少年共度3～4周，这段经历带给孩子们复杂而深刻的体验。当他们终于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却又不得不离开，梦醒后，依然要面对那个曾令他们喘不过气的世界。
有人在离别前陷入强烈的分离焦虑，不愿离开小屋；也有人复学后再次休学，选择回到这里。
为了避免孩子们对小屋产生过度依赖，盛梦露设立了“分离周”。这段时间里，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回顾彼此的变化，将回忆整理成册，并举办一场正式的告别仪式。
“如何与一段关系、一个环境告别，是人生重要的课题。”盛梦露说，“每个人都会经历无数次离别，如果不被妥善处理，那份不舍会留在心里，难以消散。”
“我们珍惜每一次遇见，也会好好告别”，图片源于受访者
告别小屋后，孩子们依然要面对现实世界的压力，尤其是复学这一关。对因“心病”而休学的青少年而言，复学并非简单地回到课堂。强行复学，有时会让他们承受更大的压力。
学者董朝辉在《高中心理与精神障碍休学学生复学问题的分析及对策》中提到，学生复学后往往会降级就读，需要重新适应学习环境。带药返校也可能影响他们的课堂状态，而进度的落后，对曾经成绩拔尖的孩子更是巨大的打击。
“跟不上教学进度”“受不了学校氛围”“真想哪天眼睛一闭，就不用再醒了”，这些都是复学青少年常见的心声。
“康复的标准其实在于个人，最终的导向不一定是回到学校。”盛梦露称，即便无法彻底恢复，但若能学会与症状相处、找到应对的方法，带着症状去生活、去实现自我价值，也是一种康复的证明。
去年，小屋加入了回访环节，在过去一年服务的60名孩子中，回访了三分之一。让她欣慰的是，其中80%的孩子症状明显好转，有人准备复学，也有人尝试新的生活方向。偶尔，更早期离开的孩子也会联系她，一起吃饭、叙旧，分享彼此的近况。
做小屋越久，盛梦露越意识到小屋并非万能，只是心理康复道路的支持方式之一。在英国留学时，她看到欧美国家在青少年抑郁支持体系上已经较为完善，问题被更早暴露，也投入了更多资源。而在国内，这一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干预、治疗，还是预防、康复，都尚显不足。
然而，就在她推动小屋发展的过程中，引领她进入青少年心理康复领域的前辈张进查出肺癌，不久后突然离世。这件事对盛梦露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让她一度怀疑是否还要坚持下去。
她花了八个月时间才慢慢走出来。
一位朋友劝她，张进老师的离开对抑郁康复事业是巨大的损失，但她可以延续张老师生前的理想，将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不久后，小屋的经营陷入了困难，有个月仅招到一个孩子。合伙人老邹撤回了小楼，团队成员也陆续离开。“那是一种彻底的孤单”，她回忆道，“整个小屋只剩我一个人了。”
她给了自己半年多时间，重新找场地、搭建空间，最终在外界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在新场地，小屋慢慢站稳脚跟，如果未来能有更大的发展，她也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和家庭。
运营小屋，是盛梦露在用行动与过去的遗憾和解。
她的父亲在18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除了吃药和住院，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治疗过程走了很多弯路。她曾一度难以理解父亲。“我知道父亲的状态是疾病造成的，我似乎应该完全接纳他，不能责怪他，但小时候，这种认知无法消解我的痛苦。”
直到从事心理康复支持工作几年后，盛梦露才真正开始接纳父亲，认同像他这样的病人同样值得拥有有价值的人生。如今的她，甚至能用更稳定的情绪去影响母亲。而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觉察与练习。
采访的最后，她想对正在经历休学的家庭说：
“身处困境时，我们都觉得前路黑暗，会感到害怕和恐慌。更让人困扰的是，你也不知道这段路还要走多久。
但信念很重要，要相信困境终会过去，也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向上生长的能量。只要障碍被一点点扫除，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土壤，终会突破黑暗，获得成长。”
这些年，她见证了许许多多孩子的改变，而这，正是支撑她走下去的最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