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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0 年，也就是唐玄宗时代的天宝九年，天空出现了奇异现象——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悉数聚齐。
海麟在《五星聚：星象中的天命转移与王朝盛衰》一书中解释了这一现象：
“和太阳一样，五大行星也随着地球自转每天东升西落。此时将落未落，五大行星排列在西方地平线上方，与东方初升的明月遥相呼应。
五大行星在中国古代各有专名，水星为辰星，金星为太白，火星为荧惑，木星为岁星，土星为镇星。当然，除了这些名称以外，还有很多并不常用的别称，如火星荧惑也叫赤星、罚星、执法等。
五大行星和地球一样，围绕着太阳旋转，与太阳的距离则按照水、金、火、木、土的顺序渐次拉远，各自的公转周期也长短不一。短的如距太阳最近的水星，只要88 天；长的如距太阳最远的土星，需要29.5 年——土星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上的近30年——古人曾认为其周期为28 年，正好像每年坐镇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以叫镇星。
五大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旋转运行，周期有长有短，同时出现在夜空而且走得越来越近，若即若离地来一场聚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因为不常见，所以就会被赋予特别的意涵——这就是占星术的空间。”
星星聚时，唐玄宗正在广寒宫里沉迷于霓裳羽衣舞，可负责天文观测的太史监却精神紧张，因为历史告诉他，这不是好兆头。
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五星俱见，兵布野，期不出三年”“四星若合于一舍，其国当王，有德者繁昌，保有宗庙，无德者丧。五星并聚，篡弑成”等说法。
而在民间，一位不曾入仕的不得志文人严复也看到了这一天象，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严庄，不要错过这一难得机遇。他认为，天象所对应的地区是燕地，而燕地正是身兼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的地盘。于是，严庄奉父命投奔安禄山，成为其谋主，劝其“依天命”反唐。
五年后，安禄山起兵，安史之乱开启序幕。严庄俨然安禄山的代言人，史书记载安禄山“既称帝，深居禁中，大将希得见其面，皆因严庄白事”。
此后，严庄更是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合谋篡位，砍杀安禄山。安庆绪即位后，严庄成为御史大夫，并封冯翊郡王。安庆绪不仅尊严庄为兄，更是“事无大小，皆取决焉”。
不过，占星术这事儿不过是过眼云烟，燕地确实出了皇帝，短短几年的安史之乱还出了不止一个皇帝，但也没一个能得善终。
早在安禄山称帝那年，严庄的父母严复和王氏，还有其他家人就已被景州长史李玮处死。严庄倒是机警，在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后早早投降，还被授予从三品司农卿，得以善终。
《五星聚》认为，“燕地固然是安禄山起家的地方，但安禄山称帝，国号取名为燕，恐怕不能说与‘四星聚尾，尾为燕分’的星占谶语无关。从史思明杀安庆绪称帝以后仍然沿用大燕国号来看，恐怕他也需要用这套星象天命的意识形态做政治动员并为自己建立合法性，所以他称安氏的大燕为伪燕。言外之意，自己才是承受‘昊穹有命，命燕革唐’的天命，应天而生的那个真命天子——星象所预兆的易代革命，大燕代唐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但取代李唐王朝的应该是史氏之燕而并非安氏之燕。”
也就是说，“‘命燕革唐’的政治号召告诉我们，所谓安史之乱，对安禄山和史思明来说，远非拥兵造反那么简单。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和认知，乃是王朝易姓的天命所在；他们所冀望的，甚至是要建立一个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宏图伟业。四星聚尾，就像严复说的，‘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刘邦先入关中并最终在楚汉争霸中胜出，当时也曾有五星会聚的天象发生。”
《五星聚》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叛逆，造成生灵涂炭，应该被百姓所唾弃才对，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安史之乱平定后，安禄山旧将田承嗣投降，被封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一定程度上继承大燕朝的政治遗产，居然为安禄山和史思明父子四人立祠祭祀，四人也被称为“安史四圣”。
后来，田承嗣毁掉“安史四圣”的祠堂，但这仅仅是一次政治交换，他如愿成为使相，并获封雁门郡王。
几十年后，“安史四圣”的影响仍然还在，只不过略有萎缩，“四圣”变成了“二圣”。长庆初年，张弘靖任卢龙节度使。到任后发现，当地人竟然还把安禄山和史思明合称“二圣”，于是“发墓毁棺”，结果居然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由此可见，“唐朝后期所面临的藩镇割据，除了表面的军事以外，其间还掺杂着民族融合、文化认同乃至宗教信仰等诸多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河北地区民众对安史政权的认可与怀念就是明证。”
在中国古代，“天人感应”之说极为重要，五星聚等特殊天象被视为统治者的天命证明，彰显其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由于五大行星的公转速度、轨道长度、与地球的相对位置等差异，这种特殊天象是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级别，对于有着天人感应世界观的古人来说，毫无疑问昭示着人间将会发生某种巨变。
正如《五星聚》中所言，“天命，是奥论构建的母题，是暴力革命的道义制高点，是古代政治中至高无上的游戏规则，是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是登极后不能无视的社会共识。”“在古代政治进程中，不论太平盛世还是战乱分裂的时候，尤其是改朝换代的剧变，各种天象特别是天文异象，往往都会成为一个极其隐秘又格外重大的变量，从中可以预见国运盛衰，决定君王祸福。”
夏朝天命来自“天命玄宫”，殷商天命来自“镳宫金刃”，姬周天命来自“凤鸣岐山”的这些传说，实际上都是对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五星聚天象的解读与演绎。上至夏商周，下至唐宋明清，天命政治贯穿其中。
当然，天命政治难免造假。借由相关科学手段复原曾经所发生的天象，与文献相对，人们可以发现，原发生在汉高祖二年的五星聚，《汉书》将其提前记在了汉高祖元年；韦后、吕后执政期间发生名副其实的五星聚，却不见载于后世史书；《宋史》中指向宋孝宗的八次五星俱见，有六次实际上名不副实。这一切背后，隐藏着太多政治因素。
毕竟，占星虽然是玄学，但在古代却是一项非常典型的专业工作，而且技术垄断，绝大多数人不但不能参与，连了解都极度有限，所以只要钦天监媚上，刻意逢迎伪造天象，或是在皇帝授意之下行事，造伪就会成为常态，时人不可能知晓。
即使不造伪，所谓祸福吉凶，终究不过应时而需、应需而变的人为造说，所以主旨经常改变。《五星聚》中就写道：“五星聚本是王朝易姓的征兆，宋代被文人学士们硬生生地改造成了学术大师应运而生的标志，极端敏感而讳莫如深的政治预言蜕变成了书生们津津乐道的文化符号。四星聚原本也并非改朝换代的预兆，而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两次大分裂中，也被觊觎神器的各路枭雄们重新解读，成为篡位有理的天意证明。”
所以，哪有什么天命，一切都是人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
